定边千年湖盐史回眸

老湖运盐的场景

水车灌池

     从史籍所载汉代产盐的说法到盐州延续数百年的建置，从明代建堡护盐的举措到“边区第一财政”的赞扬，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定边的湖盐生产似乎从来都没有间断。而民歌《走三边》的唱词，更是令人们对定边湖盐遐想无尽：

     一道道（个个）水来（哟），

     一道道川（唻），

     赶上（哟）骡子儿（哟），

    我走（呀哎嗨）走三边。

     一条条（的那个）路上（哟），

     人马马（那个）多。

    都赶上（的那个）三边（哟），

     去把（那）宝贝驮。

     三边的（那个）三宝名气大，

     二毛毛羊皮甜干干草，

    还有（那个）大青盐……

     置州设官保盐利

     “定边产盐的历史源远流长。它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历朝历代，也将其作为戍边军费的最主要来源。”王宏彦说道。

     自汉代起，便有定边生产食盐的记载见诸史册。西魏时期，更是改置盐州，其建置历经隋唐，迄于宋夏，其州郡建置均以盐命名。唐魏王李泰所撰《括地志》对盐州更是有着极为详尽的记载，除沿革、管县、八到外，更是记有盐州四湖：“ 一乌池（今花马池），二白池（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北大池），三细项池，四瓦窑池。乌、白二池出盐，今度支收粜，其他二池废。”此四池中，更是以乌池为最大。

     有唐一代，定边产盐甚多，这从当时的史料记载中可见端倪。《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有盐池十八……盐州五原有乌池、白池、瓦池、细项池……皆输米以代盐。”《 唐会要》载：“ 长庆元年（821 年）三月，敕乌池每年粜盐收榷博米，以十五万石为定额。”可见在当时，仅乌池一湖的产盐量已属可观。

     为确保盐利，唐王朝十分重视盐池的管理。据《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唐玄宗先天二年（713 年），便任命强循（原任刺史）担任盐池使，此后又在较大的盐池增设盐官。而当时的乌池，便设有榷税使（征收盐税）1名、推官（审案司法）1 名、巡官（缉查私盐）2 名、胥吏130 人。

     宋时盐州为西夏占据，境内的盐池也都归其所有。当年西夏对食盐生产也是非常重视，并设盐铁使专门管理盐务。“ 据史料记载，当年因为盐、夏（统万城）两州农业不发达，因此这一带的党项族及汉族百姓多靠贩卖青盐、白盐为生，以此来换取关中、陇东一带的谷麦。因此在宋夏对峙时期，北宋王朝严禁青、白盐入境；即使是双方议和后，北宋宁愿每年给西夏大量物资，也不同意西夏每年输十万石青、白盐的条件。”王宏彦说道。

     元朝统一全国后，定边境内各个盐湖仍设有盐官，并以百姓日食盐量抽税。

     米马中盐换军资

     明代延续了此前各朝对于盐务的重视，于灵州（治今宁夏吴忠市北）置盐课司，并设盐课司提举（正五品）一员管理灵州大、小盐池及漳县、西和盐井。

     大池即唐代乌池，明代称花马大池；小池即唐温泉池，今宁夏盐池县惠安堡池，明称花马小池（今盐池县政府驻地仍名为花马池镇）。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为了巩固始筑盐湖地区的军事防御，更是专门修筑了一座盐场堡。

     关于花马池一名的由来，历史上还有一段“纳马中盐”的典故：

     明代定边为边陲营堡，蒙古骑兵不时侵扰。尤其是秋季草丰马肥之时，内地秋粮即将收获，为了抢掠粮食，蒙古军队侵扰更是频繁。为此，明王朝除修筑边墙、广建城堡之外，每年秋季还会从内地临时征调大军戍边，名曰“防秋”。 据史料记载，当年“防秋”军队的战马、粮饷都是由大、小盐池的食盐换得。

     据《定边县志•盐法》记载，“明大小二池附灵州镇兵，岁给盐引156482引”，而往来的盐商在此地购买食盐时，须用提前买入的米、豆换购。另《明史•食货志》记载“正统三年（1438 年），宁夏总兵官史昭，以边军缺马，而延庆、平凉官吏军民多养马，乃奏请纳马中盐。上马一匹予盐百引，次马八十引”。 由此一来，戍边将士的军粮和战马问题便迎刃而解，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的“纳米中盐”“ 纳马中盐”。 还有人说，正是因为大、小二池的盐换来了骏马，因此便得名“化马池”，此后又演化为“花马池”。

     清代在盐场堡设盐课大使加强对盐业生产的监管。但到了同治十二年（1873 年），陕甘总督左宗棠为筹措军饷，于定边设花（盐池县花马池）、定（定边县）盐厘局负责收税。民国初年，花定盐厘局，后改为花马池产盐局、花定盐运署。1936年夏，定边、盐池两县先后由红军解放，陕甘宁边区政府随后设立陕甘宁边区三边税务局征收盐税，此后定边的湖盐生产在中国的历史上便书下了最辉煌的一页。

     边区第一财政

     抗战爆发后，虽然国共实现了再度合作，并建立了抗日战争统一战线，但陕甘宁边区一直处于国民党的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中。尤其是“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使边区财政经济处于极端困难境地。此时的定边食盐，除供边区军民食用外，可供输出的余盐便成为陕甘宁边区一项重要财源。

     为了扩大定边湖盐的生产规模，缓解边区的经济压力，边区政府派遣干部专门管理，并组织盐民整饬盐田，大力发展盐业生产。除此之外，1940年秋，三五九旅四支队的2000余名指战员，在支队长苏鳌、政委龙炳初的带领下开拔到定边盐场堡驻防打盐。战士们自己动手，在花马池盐湖畔的长城上挖窑175孔，割草铺地为床，垒土筑灶为炊。他们同群众一起，砍柴压坝，修田整畦，打井挖巷，筑路平坨，进行盐田基本建设。至年底，修筑盐坝子801 块。同年，驻定部队警三旅，收回苟池盐湖，并新筑盐坝子280 块。是年，定边盐湖便产盐40万驮（每驮75 公斤）。

     除此之外，定边县政府还采取多项奖励举措，吸引移民前来打盐；并开展劳动竞赛，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1942年时，各盐湖产盐已突破70余万驮。因此在当年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讲道：“ 盐是边区巨大的财富，是平衡出入口、稳定金额、调节物价的骨干……盐又是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故盐对边区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当年，因定边交通不便，加之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与军事包围，定边所产食盐运、销两难。为此边区政府重点采取了开通销路、设立盐业公司、修筑道路店栈、组织运输力量等举措，极大地拓宽了食盐的外销途径，提高了销售效率。在《陕甘宁边区运盐线路示意图》中，我们看到当年定边所产的湖盐已经销售到了北至包头、石嘴山，南达陕南、绵阳，西到兰州、隆德，东抵太原、洛阳等广大地区。

    抗战时期，定边的盐业生产不仅解决了260 万抗日军民的吃盐问题，还向边区政府缴纳税收3000余万元法币，并换回了大量的急需物资。“ 三边是延安的门户，盐池是边区的命脉，是中央的第一财政……”或许是对于定边盐业生产最高的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