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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京城平时管理还是很严的,不是节日,相互不会那么接近。--到节日,京城常开宵禁,“与民同乐”。《开元天宝遗事》说:“京城街道,有执金吾,晓冥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日夜,敕许驰禁,前后各一日,谓之‘放夜’。”让市民过灯节,看焰火。皇家从帝、妃到亲贵,也常登五风楼赏灯,看焰火,有“火树银花不夜天”的盛况。 盛唐,物阜年丰,丝绸之路畅通。长安商贾云集,八方荟萃。饭店、酒肆林立,汉、番共处,食具百味。在繁荣的饮食市场,胡风烹调,胡姬市酒,也颇增风采,蔚为民俗大观。李白《少年行》抒写当时情况说:“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当时,胡姬学习用面食做有本民族特点的胡饼,也闻名全国。自居易就有“胡姬饼样学京都”的诗句。据考,现在的芝麻烧饼,即由当时的胡饼演变而来,而面食则是陕西人自古迄今的传统主食,这同陕西的农业生产也是有密切关联的。 陕西农业,自“炎帝神农,未耜是教”和周先祖后稷“始播百谷以熏民”起,历经周、秦、汉、唐一直十分发达。特别是关中地区,水利不断发展,使关中成为“八百里米粮川”,对陕北、陕南也有着相应影响,产生着相互促进作用。 陕西北临塞外草原,南接巴蜀盆地,北来的游牧风尚对陕北占一定比重的黄土高原牧畜业发展产生影响、促进作用;巴蜀盆地的南方风习与东来的江、汉水田作业风习对陕南鱼米生产也有相应促进。但是关中丰富的豆、麦、油菜、蔬菜、肉食、蛋禽、药材、桑、棉、麻等与人民衣食生活相关的生产对陕北、陕南也产生着强大的影响促进作用。与当地实践相结合,陕北、陕南五谷杂粮的生产也相当丰富,成为人、畜生存发展依赖的重要条件;秦巴山区蜜糖、茶叶、木材、药材、生漆、桐油、蚕丝等品类繁多的山货都非常丰富;陕北的小米、红枣、毛皮等的生产,都驰名远近,为人们所称道。成为境内三区相互交流、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重要条件。 很明显,无论从历史的、现实的情况来看,农业生产一直是陕西人民经济生活与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而粮食生产也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这从三区人民的心灵深处已表露了出来。 关中地区除秦修郑国渠、汉修白渠(1930年后改筑为泾惠渠)、1950年建成洛惠渠外,又普遍凿井以利灌溉,为人民群众所津津乐道,代代相传。关中地区有一个颂扬水车的谜语,谜面的文字是: “曹操独坐中原,身披八卦衣衫,领兵千千万万!” 其中,首句指水车正中顶端的立轴,中旬指嵌在立轴上的平轮及其辐网,末句指在立轮轴上成串车水的五六十个木制铁耳水桶。群众把长期实践的生产工具及其习俗拟人化地融入这一谜语中,广泛流传。 在陕北高原,经长期实践、创造、发展,农业生产也有所提高。《延绥镇志》记述说:“每到七月十五‘中元日’,农家早向垅头,择禾之长茂者,悬五色旗,名曰‘田幡’。”既含有对嘉禾的推崇、祝福丰收之意,也在开启人们逐步走向“择嘉禾以选种”的理想境界,以收“母壮儿肥”之效,其景象、习俗也同样是美好的、迷人的! 关于陕南水乡,生产习俗则另有一番景象。《城固县志》说:“小满前后,农各插秧。谚云‘手执秧苗插野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稻,退步原来是向前!’”则创造并反映了另一相当高的精神境界,其所含哲理与表现的艺术手法也是令人叹服并值得深入体味的。 上述情况,显示出陕西三区民俗的不同特色,也反映出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四、三秦习尚中豪气“犟劲”与进取精神的形成和发展 三秦习尚中的豪气、犟劲和进取精神,是在社会历史急剧发展中形成的。如《朱子诗集传》所说:“秦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然本其初,岐丰之地,文王用之以兴。‘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几而一变其俗,则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气矣!”很显然,这里是有一个“由周俗到秦俗”的发展过程的。这里所说的“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气”,就是先秦生气勃勃的进取精神所显现出来的豪气、犟劲和进取精神的先导。 曾产生以礼让为基本特征的周俗的秦川大地又是怎样在周俗基础上蜕变出秦俗中这种生气勃勃的豪气的?这自然有个渐变过程,但其突变,也是有迹可循的。《史记》就记述说:“秦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才得以使“秦振和策而御宇内”的! 秦川大地为什么能产生这种生气勃勃的进取精神和豪气的呢?这又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在《朱子诗集传》上述评后自问自答所说:“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无郑卫骄惰、浮靡之习。以善导之,则易于兴起,而笃于仁义;以勇驱之,则其强毅果敢之资,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成富强之业,非山东诸国所及也。”这就是秦俗所赖以产生的人文基础。而“厚重质直”与“强毅果敢”则是三秦子弟的天然禀赋、气质、资性的两个侧面,其中“强毅果敢”则是焕发生气勃勃的进取精神、豪气、犟劲的气质、资性源泉。 先秦习尚中的豪气,建立在苟卿去秦游历后所写《天论》中的“制天命而用之”的朴素唯物论的基础上,充满不断探索、志在必得、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进取精神和犟劲。期间,从国君到将相、民问也莫不如此。秦穆公霸诸侯、秦孝公用商鞅变法、秦始皇统一六国是这样,蹇叔谏秦穆公改变“先东后西”策略、王翦谏伐楚用兵“必六十万!”等生动事迹也是这样,一些重大建设事项也同样是这样。 郑国渠修了十年,都江堰的系列工程前后费时近30年,其志不移,终获成功,都为秦的功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秦亡后,经楚汉战争,建立起强盛的汉朝。汉承秦制,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三秦习尚中的豪气与从事功业的毅力与犟劲,又有了新的发展。 从急公仗义来说,有以霍去病为代表的在抗击侵略、巩固边防中壮言“匈奴不灭、何以为家”的少年将军;有以“大丈夫当以马革裹尸而还”为幸事的东汉名将扶风茂陵(今兴平东北)人马援;有继城固人张骞之后出使西域,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再次开通丝绸之路的扶风茂陵(今咸阳东北)人班超;有出使匈奴被扣、流放北海牧羊“渴饮雪,饥吞毡”至死“节不辱”的杜陵(今西安东南)人苏武等等。 在科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中则有扶风郡人马钧、夏阳(今韩城)人司马迁与扶风人班固、班昭等。他们的功业所以能立,与他们的历史责任感、进取精神、毅力与犟劲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都是“厚重质直”、“强毅果敢”的千万三秦子弟中的一员。有些人的事迹还不为人们所深知,如马钧就是这样。 马钧,宇德衡,三国时扶风郡人,出身贫寒,因改革织绫机,使其提高功效四五倍而闻名,后被选入朝中,任给事中之职。口拙不适巧辩。为驳斥“古无指南车”之说,千方百计做出了指南车,连过去看不起他的、嘲笑过他的大臣们也被折服。又革新翻斗车(龙骨水车),“其巧百倍于常”,“儿童可以转动”。利用离心原理,发明连续抛石的攻城武器——“发石车”抛砖可达数百步。翻车、指南车所使用的机械原理,比国外早一千七八百年。其毅力、犟劲、进取精神所显示出的能力是惊人的。 中国历史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三秦志士以其强毅果敢之资光耀史册者更是接踵而至。唐至安史之乱,掀起惊涛骇浪。唐明皇率众由长安出逃。华州人郭子仪以惊人胆识,起兵讨伐,历经百战,在河北击败史思明,使战局获得转机;肃宗即位,任命他为关内河东兵马副元帅,联合回纥收复长安、洛阳,底定天下。代宗时,仆固怀恩叛变,纠集回纥、吐蕃叛唐,兵临长安,朝野震骇。帝召郭子仪靖难,宦者程无振主政,不与兵。郭子仪募得二十骑赴难,“诸将闻其出,多应之”,吐蕃前锋惊散。他又轻装简从,直赴回纥军营,说服其统帅,与唐联兵,以拒吐蕃。这就是有名的“郭子仪单骑说回纥”。其大将胆识、统帅雄风、三秦豪气,表现得真是淋漓尽致! 安史之乱中,三秦志士脱颖而出与国共存亡的不知凡几。颜真卿、颜杲卿北使的事迹也是十分感人的。文天祥《正气歌》中说“为颜将军头,为嵇侍中血”,指其弟兄拒降不屈,骂贼而死的事,其节烈真可与日月同辉,对后世教育作用很大。 三秦志士的进取精神与毅力,这一时期在科学文化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有华原(今耀县)人孙思邈的医学、唐京兆万年人阎立本的绘画。哲学上的北宋凤翔府眉县人张载所铋立的“关学”都是历史上的一代高峰,对后来部奄较大影响。 三秦志士的刚毅敢为——禀赋中的豪迈、刚直与毅力至明清也为有识之士所推崇。明初著名学者宋濂就著有《秦士录》,颇有代表性。 及至明末,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次覆灭了明社稷的大起义,不仅起自陕西,而且其主要领袖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刘宗敏、李定国、李锦、李来亨等均出自陕西,其斗争也是可歌可泣的。 三秦进入近现代后,其重大斗争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期间著名斗争有辛亥革命后反击清窒甘肃巡抚升允、抗击北洋军阀刘振华围攻西安的“二虎守长安”等英雄事迹。 在民族危难中,为反对内战一致抗日,三秦儿女的优秀代表杨虎城将军与张学良将军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直至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三秦志士的豪气得到进一步展现。抗日初始,西安报刊登载的《新绣荷包》第四段的歌词就是: “四绣长安道,平坦路一条,一队队健儿们出征志气豪! “陕西楞娃出潼关打日本”的佳话,到处传颂。西安报刊登载的《新莲花落》: 北战场,才泠干,第11路军是好汉, 拿短枪,游击战,大显神威平型关。 李振西,教导团,一连夺回八架山; 许权中,真个凶,忻口一战胜日兵。 众英雄,都能干,要和日本走着看…… 其中,所说“李振西教导团”,即孙蔚如、赵寿山所率西北军——十七路军的一部分在中条山的战斗;“许权中”即中国共产党员临潼交口人许权中将军,时任西北军师长在晋中抗战。期间,三秦健儿以“马革裹尸”者,其不知凡几! 抗日战争中,赵寿山将军率领的38军先后奋战在娘子关、中条山和豫中。解放战争初期,他与孔从洲一起宣布起义,加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任一野副司令员。又与杨拯民、谈国帆一起,在原先“打刘勘”、“歼徐保”等战役胜利基础上,在三大战役后,完成了解放西安与大西北的轰轰烈烈、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任务,给三秦豪气增添了无限的光彩,使三秦人民得以扬眉吐气! 解放后,人民歌手、临潼农民诗人王老九来西安,曾赋诗抒情道:“解放门,大敞开,翻身农民走进来……”,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人民群众的欢乐心情,也同时闪耀着三秦习尚中豪气的新的光彩,并显示历史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五、移风易俗在民俗发展中的地位及近代的发展 陕西关中,继“炎帝神农,未耜是教”之后,至虞舜农官、周先祖后稷“播百谷以罴民”——养民、爱民并导之善起,就在重视发展生产的同时,崇尚“德化”。《史记·周本纪》就说:“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历经夏、商,社会变化,戎、狄相侵,至古公宣父,由豳迁岐,以其先进的农业习俗“贬戎狄之俗,营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以典民事,“民皆歌乐之,颂其德”。《诗》颂云:“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是事实上的移风易俗及其所取得的社会效益。 历经各代,至周文王姬昌,“德人化大成,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盖三分天下有其二焉”(《朱子诗集传》)。至武王克商而有天下,周公“制礼作乐”,则把移风易俗,提高到一个新的颇为自觉的阶段,对社会的发展有重大借鉴意义。《朱子诗集传》说:“武王崩,子成王诵立,周公相之,制作礼乐,乃采文王之世风化所及民俗之诗,被之管弦,以为房中之乐,而又推之以及乡党邦国。所以著明先王风俗之盛,而使天下后世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 关于移风易俗的作用与地位,《礼记·乐记》说:“先王有大事,必有礼乐”,“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又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并把考察民风民俗,实践移风易俗,列入政务日程。《礼记》就有“岁二月,东巡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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