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民俗概述（1）

　  陕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称为“炎黄故里”；周、秦、汉、唐等13个王朝在这里建都，又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所在地。典籍丰富，文化遗存很多，许多风俗习惯多有可供追寻的历史渊源。地域上，东面黄河，西望关陇，北临塞外草原，南接巴蜀盆地，横跨陕北高原、渭水盆地和秦巴山区。民风民俗既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又争奇斗妍、异彩纷呈，为人们所喜闻乐见。一、地理历史沿革、地域特点及古民俗文化遗存
　  陕西地处古雍州之地，即《尚书·禹贡》所说中原九州之一，治所在今凤翔县南。史称夏禹治水成功后，把中原大地按山川交通区划分为雍、梁、豫、荆、扬、徐、青、兖、冀九州，以利治理。而雍州最处形胜之地，周、秦先后据之而兴，后世多有评说。
　  周成王时，周公旦、召公弼辅政，以河南陕原为界：“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春秋公羊传·隐公五年》)陕西作为地理方位之名，于此始见于册。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为犬戎所杀。秦襄公佐周平王东迁有功，而受岐丰旧地。至秦孝公用商鞅变法而更加强大，如贾谊所说：“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秦始皇继六世余烈，终亡周室，天下一国而四海归一。
　  秦亡汉兴，楚汉战争中，项羽封秦三降将章邯为雍王，都雍(今凤翔)，辖今咸阳以西至甘肃东部地区；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辖今咸阳以东地区；董翳为翟王，都安塞，辖今陕北地区，以防汉王刘邦由汉中再取关中。史称“三秦”。
　  人们常以秦或“三秦”作陕西代称，即来源于上述历史地理掌故。但现在“三秦”的概念已涵盖陕西全省而不包括甘肃东部地区，即已作为陕西的代称而沿用。其内涵已不同于往昔，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
　  陕西地域名称与归属有个发展过程。唐属关内、山南等道，至宋初置陕西路；元设陕西行中书省；明设陕西布政司使；清设陕西省，沿用至今，其疆域、名称也都已定型，数百年无大变化。
　  陕西的地域特点，一是地处黄河中游，北望阴山，中有秦岭，决定了省内水系中游。其中，陕北有无定河、清涧河、延河,北洛河，或东流直入黄河，或南流伴渭奔入黄河；关中地区，渭河从甘肃渭源蜿蜒入境，北汇漆河、泔河、泾河、石川河、洛河，南纳黑河、沣河、泸河、灞河等支流东人黄河；陕南则有嘉陵江由北向南、汉江由西向东、丹江由北向南汇人长江。这些水系分别为陕南、关中、陕北的渔猎、农耕、畜牧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为先民的生息、繁衍、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是南北跨度大。即南从北纬31。41’北上延伸至39。35’，跨渭水盆地、陕北高原、秦巴山区这三个自然地理区，经济结构、生产生活各有特点。
　  三是东面黄河，西望关陇，南有“秦岭云横”、“巴山烟雨”，北有“金锁铜关（官）”、“千里里冰封”，山川雄奇，壮人胸怀；但关山阻隔，交通不便，为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开发带来了重重困难。
　  但是，炎黄故里的先民们从远古的时候起，就在这里繁衍、惩处开发，并一代代传承焉多年来，考古工作者为人们提示出了古代一系列民众文化遗存，为人们所瞩目。
　  ——1963年4月，在蓝田县发现的“蓝田中国猿人”化石，距今约65万至80万年。伴生动物有剑齿虎、剑齿象、水鹿、爪兽、丽牛等。还发现旧石器时代初期的打制石器，使人们得以略知远古人类当时的生活环境及其生活习俗。
　  ——1954年开始发掘的西安半坡遗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母系氏族公社遗址，距今已有6000余年。这里有房屋遗址45座、家畜圈栏2座、储藏窖穴200多个——有许多果核、兽骨和腐烂的谷子，说明这时的人群已学会了人工养殖，畜牧、农耕已有很大发展；在衣着上，除冬穿皮衣外，夏天已有麻布衣服，婚丧习俗已跨出野蛮期而进入了文明期。
　  ——70年代初，在临潼县城北，发现并发掘了仰韶文化时期另一文化遗址——姜寨遗址。除其他出土文物外，出土陶盆上发现有蛙陶纹的形象，经专家考证，确认是先民蛙图腾崇拜的实物佐证，属黄河流域“四大图腾”之一，为骊山女娲风俗蛙图腾崇拜揭示出了社会历史渊源，使被视为“东方亚当夏娃”的女娲伏羲故事增添了耀眼的光彩。
　  ——1980年出土于安康市王家坝遗址的“史密簋”，约铸于西周中期，有铭文93字，反映的是周王朝与南淮夷的一次以周人获胜为结局的战争，表露出周人敬礼先圣先贤、崇德报功的民俗文化内涵。
　  ——60年代初发掘的岐山周原文化遗址，除出土大量甲骨、青铜器等珍贵文物外，在居住习俗上，还清理出了早期农业社会“四合院”遗址，为关中以至各地“四合院”民居找到了它们的源头。
　  ——70年代与80年代初，先后发掘的凤翔秦公大墓与临潼秦始皇帝陵陪葬坑，除出土的秦兵马俑、铜车马等文物外，还揭示出秦墓型制葬礼、葬仪及陶工等工匠、刑徒、役夫的生产生活习俗与葬俗，为民俗文化的发展情况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同时，已查清西起宝鸡、陇县，中经户县、长安，东到临潼、华县，北上耀县、佳县、神木，南到汉中、安康、洛南等地，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数百处；历代宫殿、帝王将相和先圣先贤陵墓、寺庙道观等古迹近千处，列入保护名录，含有大量的民俗文化资料。
　  崇敬祖宗和先圣先贤是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内涵，因此，黄陵县有轩辕黄帝陵，宝鸡市有炎帝祠，岐山有周公庙，白水有仓颉庙，韩城市有太史祠，耀县有药王(孙思邈)庙，洋县有蔡伦墓，勉县有武侯祠等等，都含有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料。
　  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战国、秦、汉渴求生存、发展的进取精神、斗争精神、毅力和智慧对三秦民俗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和强大的生命力。在这方面考古工作者已从其实践中揭示出了大量的实物佐证。
　  人们对黄河至韩城、大荔、华县、华阴一带魏长城遗址的考察，对南起咸阳、翻原北上直达塞外的秦直道和秦长城及绥德蒙恬墓、扶苏墓的考察、凭吊，对跨越秦岭、南下巴蜀的秦汉古道、栈道、汉中拜将台、留坝张良庙、户县陈平墓——汉高祖刘邦“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路线——的考察追踪，对上述精神传承轨迹的揭示，对人们认识三秦民俗文化的形成发展也是很有益的。
　  农业生产中对土、谷神和先圣先贤的礼仪，随着岁时节日的逐步定型，文化活动习俗的形成和发展，使民俗文化活动日益丰富多彩。这方面，除经、史、子、集多有表露或“记”“赞”外，历代府、州、县志更多生动记述。所有这些古代民俗文化遗存、典籍，都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资料，其功绩都是不可磨灭的。
　  二、民俗地域划分与秦、汉民俗发展
　  陕西民俗的地域划分，多年已有定论。30年代编成的《续修陕西省通志稿》说：“陕西民俗，向分三区”，即关中地区、陕北地区和陕南地区。
　  关中地区含今西安、宝鸡、咸阳、渭南、铜川五地、市；陕北含今榆林、延安两地区；陕南含今汉中、安康、商洛三地区。
　  关于关中地区的地理特点、历史地位、早期经营及至西汉时期的尚农遗风，《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自千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邻。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都镐，故其人犹有先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
　  关于陕北地区至汉时新的人文风貌的出现、地域特点与习尚，《册府元龟》说：“秦始皇遣蒙恬攘却匈奴得其河南造阳以北千里地甚好，于是筑城郭，徙民居之，名曰‘新秦’。”《汉书．地理志》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著翟，修习战备，高尚气力，以射猎为先。”这一背景，与陕北腰鼓相联系，互相印证，是可以看出其“来龙去脉”的。
　  关于陕南地区的早期风习，《汉中府志》说：“汉中府，其俗强劲质朴，力农习射。武都氐叟多羌戎之民，其人半秦，多勇戆；土地险隘，其人半楚，风俗略与荆州、沔州郡同。”《太平寰宇记》说：“汉高祖发巴蜀、伐三秦，迁蜀七姓于商洛，其俗猎山伐木深有楚风。”《宁羌州志》说：“宁羌州风气兼南北，语言杂秦蜀。”都充分显示出相邻地区风习的相互影响作用和地域特点。
　  对于岐周和秦地风习，当世和以后一直为人们所推崇，且颇多记述。《毛氏诗传》说：“虞、芮之君相与朝周。入其境，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途，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是个有口皆碑的礼仪之邦!
　  关于秦地风习，薛思庵《野录》说：“读《秦风》喜得其无淫奔之诗，见得秦俗好。”显现出对岐周良好风习传承的地理、历史渊源。
　  另外，《左传》记载有南方吴国名士公子札奉命出使周室，对周、秦风习的品评。记载说：“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乐乎!’为之歌《秦》：‘此之为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说：“豳，周之旧国。秦本在西域——千陇之西；秦仲始有车马礼乐，去戎狄之音而有诸夏之声。及襄公佐周平王东迁而受其地，故曰‘周之旧’。”周、秦民俗文化的传承关系是明晰的。
　  至秦亡汉兴，汉高祖刘邦进军商洛，途经霸上，西入咸阳，南屯汉中，回击三秦，建都长安，关内外风习汇合，使民风民俗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汉书．地理志》说：‘‘汉都长安，徙齐田、楚昭、屈、最及功臣二千石、高赀富人豪杰兼并之家于诸陵，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这是经过重大社会历史变迁，自然的、人为的人口大迁徙中所出现的必然现象。
　  各地有各地风俗习惯，人们迁移后总留恋故土的风习而设法恢复、保留、发展它，这在汉室皇家生活中也有反映。史载：汉高祖刘邦初都临潼渭北栎阳，接其父太公来住。其父从江苏沛丰迁至栎阳，对当地风习不惯，仍恋念故土，抑郁不乐。刘邦得悉这一情况，令人按老家沛丰风俗面貌与生活习性，在渭河南岸建立“新丰”“徙其民实之”，供其迁住。太公从此欢娱如初。昔时小小“新丰”村寨，今已成为欧亚大陆桥——中国陇海铁路与新的南北大通道安榆铁路的交汇点。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已成为关内外以至国内外风习交汇、融合的佐证。
　  历史发展说明：至汉，民间风俗在交流中融合、传承，也允许其因地制宜地传承、发展。因此，风习的地域特点，也在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丰富发展着，这在秦、汉风俗发展轨迹上也已表露了出来。
　  关中地区，经实践，至秦德公时，创设“三伏”：每伏十天；初伏由立夏后第三个庚日算起，令四民防暑。汉承秦制，沿袭了这一防暑的历制、习俗。但汉中则“令自择伏”，不强求划一。关于这一点，东汉著名学者应劭在其民俗学专著《风俗通义》中说：“汉中自择伏日。俗谓其地温暑，草木早生晚落，气异中国(中原)，故令自择伏日。”就是因地制宜、有利于风习自然发展的明证之一。
　  以上论述，是对历史发展的概括和总结，也对认识以后历史和民俗文化的发展有重大借鉴作用。三、魏晋南北朝至唐宋陕西民俗发展及地区民俗特色
　  汉、魏、两晋历史发展过程中，方士游侠及道教、佛教活动先后在社会上出现，对民俗文化产生相应影响，使社会生活不同程度上增添了新的因素，习俗也有了相应变化。
　  方士游侠至汉时，有些已渐与民间游艺融合或以民间游艺形式出现，在都市已颇为多见。晋葛洪的《西京杂记》说：“东海人黄公，为术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缝缯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三辅人俗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对民俗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隋书·地理志》说：“汉中之人，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味。好祀鬼神，尤多忌惑，家人有死，辄离其故宅。崇重道教，犹有张鲁遗风焉!”当地习俗的特色是浓厚的，道教的影响也是广泛而深远的。
　  关于佛教的影响，《晋书·姚兴载记》说：北方后秦建都长安，第二代国君“姚兴托意佛道，公卿以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起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于中宫，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有九矣。”影响之大，可以想见。
　  由汉至隋唐及其以后，陕西民俗发展的基本趋势、特点，地方志也多有记述。《中华全国风俗志》辑录《咸宁县志》的记述说：“汉都长安五方杂处，风俗不纯，自隋唐都以来，争华兢丽，侈僭相仍，去汉抑又远矣。历宋元明，渐趋朴素。”反映了社会风气发展变迁的历史规律也是与经济发展的波浪式递进的趋势有着相应联系的。
　  汉后经魏晋南北朝，地区的、全国范围的长达数百年的战乱，经隋统一全国，至唐真正建立了巩固的中央政权，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民俗文化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唐王朝建立后，民俗与官府的关系也至为密切。《秦中岁时记》说：“唐上巳日，赐宴曲江，都人于江头禊饮，践踏青草，谓之‘踏青’。”《辇下岁时记》说：“长安每岁诸陵，常以寒食荐汤饼鸡毡等，又荐雷子车；至清明上食。内园官小儿于殿前钻火，先得火者进，上赐绢三疋、金碗一口。都人并在延兴门看内人出城洒扫，车马喧嚣。新进士则于月灯阁置打毡之宴，或赐宰臣以酴糜酒，即重酿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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