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子洲南丰寨

　　子洲县苗家坪南丰寨的名气大了去了，虔诚的香客已经让这里摩肩接踵了，而那些南来北往的游客也带走了这里的念想，一传十，十传百，传天南，到地北。

　　最早知道南丰寨，是听父母说起的。解放前，父亲曾担任过苗家坪的乡党委书记，而大姐也就出生在南丰寨下，自然要到此一游了。

　　越过大理河石桥，但见群山之中，一峰独秀，这便是南丰寨了。子洲道教协会会长苏爱旭指着寨内520年的苍松翠柏，讲述起南丰塔的典故：南丰寨又称南丰山，奇峰独秀，三面环水。周边村民为了避战乱、防盗贼，便在山的四周修筑了石窑、土窑百余孔，以及城墙1200余米。久而久之，便形成寨堡城池，故称南丰寨。据史载，南丰寨于明崇祯十年为百户乔光荣所筑。清乾隆刘光谦撰《州志补编南丰山记》曰：南丰寨“蜿蜒似九里山，三水潆回，前赤壁，而后项焉，四山拱秀，殿临五笏，为古今一大观也”。可惜文革中，南丰寨的乐楼、旗杆、塑像、壁画均遭破坏，碑碣也十有九毁。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南丰寨陆续恢复原有庙宇和建筑，并新建了钟楼、鼓楼、乐楼、牌楼、凉亭等，县上遂将这里辟为融历史文化与红色旅游为一体的旅游景点。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加之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陷入低潮。为传达中共“八七会议”精神，明确新的斗争方向，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召开陕北党代会，成立陕北党、团特委，指导陕北地区的革命工作，并委派杜衡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陕北主持召开会议。1928年4月，陕北特委在南丰寨正殿召开了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之所以选择在南丰寨开，就因为南丰寨有着独特的地形，便于隐蔽活动，也便于发现情况及时撤离。

　　17位党代表选举成立了陕北特委，讨论陕北的政治、军事形势和工作路线、任务，开创了陕北革命的新纪元。陕西省委特派员、佳县人杜衡任特委书记，杨国栋任军事委员，冯文江任组织和农运委员，马瑞生负责宣传，焦维炽任青年委员兼团特委书记，候补委员为白明善和赵通儒。李文芳、张蜀卿、景仰山、师应山、赵通儒、柴培桂分别担任榆林、神木、米脂、清涧、绥德、府谷县委书记。朱幼康、窦增荣、李蓉鉴、王兆卿、薛尚英、李登霄、苏维祥、崔怀珠、周发源等人也参加了会议，而马文瑞当时还只是个送饭生。特委管辖榆林、神木、府谷、米脂、绥德、清涧、延安、延长8个县委和安定、保安、镇川3个直属区委以及安定1个直属支部，共有党团员800余人。

　　中共陕北特委的建立，统一了陕北党、团组织的领导，加快了陕北党、团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使陕北的革命力量在敌人严重破坏下迅速发展起来，有力地推进了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从此，陕北革命开始转入武装斗争新时期，这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也为后来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创造了重要条件。南丰寨会议，在陕北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28年9月，陕北特委在米脂召开第二次党代会，不幸的是，会议尚未结束，杜衡、焦维炽、李文芳、贾拓夫被捕，史称“米脂中秋节事件”。杨国栋、冯文江、赵通儒、霍世杰等移师苗家坪，商量善后事宜，决定杨国栋代理特委书记。而白明善、马瑞生则因故未到。在以后的经历中，杜衡叛变，并逃往台湾。景仰山、李文芳也意志不坚定，背叛了革命。

　　1935年12月，中共代表赵仰甫和国民党政府军八十四师代表马文生，在南丰寨协商签订了“彼此表面对立，暗中互不侵犯”等内容的协议，使陕北红军得以迅速发展，这里成了陕北地区重要的革命纪念地。

　　从革命纪念馆出来，登上镇山宝塔——南丰圣塔。该塔高31.6米，为九层六面六棱，条砖、瓦、水泥所筑的仿木结构。外壁层层飞檐，挑角斗拱交错，采用了垂花民间五彩，万字中梁且雕刻有三十六典故等民间传说。塔内为空心，有梯从塔底直通塔顶，临级登高，每层各留有两个观望口，唯有第九层留有四个。时值春日，暖风习习。塔下流水潺潺，塔上烟云如紫，我等飘飘然如入仙境。

　　南丰山因势走形，清风徐来，这喧嚣的世间竟还有此等清静闲雅、心旷神怡的地方。其庙宇林立，青砖黄瓦与青翠的松柏相映成趣，亭台楼阁与蓝天白云相得益彰，难怪有诗人赞叹这里：日照云烟紫，风摇气象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