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习俗的文化标志(下)

仪礼标志。我国传统的人生仪礼，把换装当作一种重要的人生阶段。在这些仪礼中，最重要的是诞生礼、成年礼、婚礼和丧礼。四次重大仪礼进行四次换装仪式，每次换装都以不同的方式，标志了个人与社会相融合的含义。诞生礼的换装，由家长给幼儿挂上银圈玉琐之类的饰物，表示把幼儿的魂魄锁在体内，从此长命无恙。成年礼的换装，标志个人经过家族和社会的认可，步入成年阶段。传统汉族男子的成年礼叫“加冠”，也称冠礼。冠就是穿礼服是带的一种帽子。首先有加缁布冠，其次加皮弁，最后加爵弁。加冠之后，方可用字、号。女子的成年礼叫“加笄”。笄是用来束发的簪子。女子从此换发作结，表示成熟，要拜祖先、父母，还要由父母教导侍奉舅姑尊长之礼。婚礼的主要功能是建立夫妻关系，繁衍后代，延续家族。我国婚礼喜用红色，红色是血的颜色，代表性能力和血亲生命的世代传递。婚礼上新娘一律着红装，新房内外几乎全部用红色装饰渲染喜庆。丧礼中最能传达中国人敬祖收宗观念的是丧服。丧服的种类体现了一套严格的区分亲疏贵贱关系的丧葬等级制度。我国古代的丧服称为“五服”，指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种服制。斩衰，因不许缝边的粗麻布丧服而得名，由儿子为父母服孝，妻子为丈夫服孝，未出嫁的女儿为父母服丧时穿戴，服期三年。齐衰，用粗生麻布制作，剪断处缉边，此丧服为祖父母服孝一年，为曾祖父母服孝五个月，为高祖父母服孝三个月。大功，以大功布做丧服；小功，所做孝服比大功布的丝缕稍细；缌麻，在丧服中分量最轻。大功、小功和缌麻三种孝服的服丧对象，比前面两种的关系疏远一些，穿丧服的时间也比较短。五服丧制，以麻布的粗细来标志家庭成员的地位，强化了丧葬仪礼的伦理意识。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五服制维系着九族制的家庭体制，强有力地控制着封建社会的社会基础。

政治标志。服饰还往往敏感地反映着社会的政治体制。古代统治者在建立政权时，大都要制定相应的服饰等级制度。古代完备的政治制度是包括服饰制度的。唐初政权稳固后，曾颁布“武德令”，规定上自帝王后妃，下至文武百官及其妻女的全部服饰，条款十分详细。对巩固唐代的封建宗法制度起了重要作用。我国历史上的服饰改革，也多与统治者的移风易俗措施有关。隋、唐时期多民族服饰的融合，体现了政治清明、外交开放的恢宏气象。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之后，剪辫子和穿中山装，成为“咸与维新”的象征。新中国成立后，衣服颜色基本上是全国一律的灰、蓝二色，象征着“思想一致”的政治倾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多姿多彩，并形成接踵而至的时装潮，国民无不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气氛。

职业标志。社会分工促进职业的发展，服饰从职业的便利，并随之复杂化。工匠有工匠的服装，商人有商人的装束，僧侣道士等职业宗教人员各有其专服。我国很早就有文、武职之分，相应地也产生了交臣武将、学生士兵的个不相同的服装。另一方面，职业服装也有时产生非职业化的趋向，我国当代流行服饰的一些种类就与此有关，如运动服变为休闲服，猎装、摄影装变为时装等。

审美标志。我国农业社会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审美观念，如稚拙美、古朴美、单纯美和自然美等，无数文人雅士都曾把它们作为田园理想的吟诵对象。上层审美观与下层审美观有对立的成分，但也有相互交叉的成分。但不管怎样，中国人不可能走向非功利性的纯审美、纯装饰，中国服饰因此也不可能脱离本民族服饰的自然性格和人文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