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论

北方有一块高原，汹涌的黄河将其裂为二。靠南边的一块，习惯上被称之为陕北高原。在此之前，黄河是青色或者灰色的，它的百分之七十的泥沙来自这里。黄河因此而被称为黄河，而被作为我们这个黄皮肤民族的象征，出现在故事中、传说中、浪漫诗人的吟唱中和悲壮歌曲中。黄河那激情的水流从这里奔突而下，将它黄色染色体染向所有路经的地方，以及达到遥远的海洋，和海浪拍击着的他洲的提岸。

黄土囤积，形成这黄色高原。天雨割裂，造就这破碎泥土。死死生生，悲悲欢欢，人类在陕北高原这块不平整的土地上，业已耕种和行走了许多年。贫困和闭塞，派生出炎黄子孙这刁蛮、勇敢和行侠好义的一群。米脂李自成的揭竿，延安张献忠的好勇，宜川罗汝才的诡秘，保安刘志丹的深明大义，安定谢子长的拔刀相向，每每给中国这部喧喧嚣嚣的历史，增加奇异的几笔亮色。而星星点点散播于高原上的历史陈迹，黄帝陵、扶苏陵、蒙恬陵、隋炀帝美水泉、鹿州羌村、赫连台、镇北台、诸如此等，又每每令今日的行旅者，驻足长叹，唏嘘不已。

陕北这个地域概念的形成，大约在宋。宋时，延安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范仲兴淹，尚称此处为“塞下”，并发出“塞下秋来风景异”的感慨。在此之前，时人的心目中，九燕山北，今天的大半个陕北，以至朔方，以至内蒙鄂尔多斯高原，极目远舒的地方，还是一片混淆不清的疆土，一片散发着羊膻味的骚动不安的土地。尽管秦皇的帝王之辇，曾从秦直道上辚辚驶过，尽管汉武的金戈铁马，曾踩得贺兰山的积雪吱吱作响，尽管昭君墓、扶苏陵、蒙恬陵作为一个历史的标志，生根似的长驻此处。但是人们记忆最深的，也许是飘忽不定、骁勇好战的匈奴骑射，是站在统万城头，口出狂言，目空天下的大夏王赫连勃勃，是踩着积雪，顺着宁塞川滚滚而来的西夏方阵。每有朝中命官，为皇室所不说，或是文臣武将，为时俗所不容，便被发配到这里，对着无定河弹起思乡曲。高原名城榆林，相传就是为一群发配到这里的官吏与囚犯所筑，现在榆林城中，尚有许多四合院，或许可为他们的祖籍找到一点端倪。

到了明代，陕北这个城域概念愈来愈多地为人应用。尤其是斯巴达克式的悲剧英雄李自成，纵横中原，使陕北这块焦土蒙上一层叛逆者与抗争者的奇异色彩。

陕北人又女子多有丽质为骄傲。吃酸白菜，喝小米汤，养得一个个雍荣华贵；穿大襟袄，扎红腰带，出脱得却貌似出水芙蓉。美貌便美貌罢，陕北人却说，这是传统，每有人会以惆怅的口吻，拉出昔日的貂婵、今日的兰花花、李香香、来证明这久远的美貌传统，有人却又作琐碎考证，说这是民族交融的结果，当年匈奴所掳来的南方美人，囤积“吴儿堡”，与粗犷的北方大汉结合，便繁衍下这优异的一支。联想到陕北的种种历史变迁，这话似乎不无道理。

骄傲者女子之外，尚有男人。貂婵故里来米脂，吕布故里在绥德，所以陕北有“米脂婆姨绥德汉”之说。高颧骨，直鼻梁，浓眉毛，长腮帮形陕北男子汉的特点，在如此若焦的地方，靠双肩承担起生活的重负，陕北的男人们可谓坚强矣。然而这用力却不表现在脸上。在中国的土地上，我还没有见过如此逍遥和自在的人类之群。盘腿坐在驴车上，车里装满神府或者瓦窟保石碳，顺着无定河川道缓缓而下，嘴里哼着酸曲，让心闲着，却不让嘴闲着。满脸黑灰的行乞者，不知今日餐食在何处，不知今夜宿在哪方，却脖子上挂一杆唢呐，一路吹吹打打而来。

男人之外，骄傲者还有小孩。陕北地面，以九燕山为界，分成南北两部分。北部风俗，正如笔者前文所述，南部风俗，却酷似关中。女人穿花棉袄，男人着黑裤褂，乡村学究言谈必引经据典，红男绿女成亲必媒妁之言。吃饭以面食为主，说话是秦腔为主，殷实人家，也许有个唐宋时期的瓦罐，贫寒人家，或可有件明清年间的旧物。老者多为头戴瓜皮帽的一生足不出地界的遗老遗少，少者多为精细乖巧之至的村野能工巧匠。正是在这块地面，生出个叫甘罗的孩童，十二岁时为秦之宰相，其墓葬据说还在洛川县境。惹得洛川的乡人们，每每思古，唱出几句“甘罗十二为秦相”的走调的秦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