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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已傍晚，太阳躲进了离学校半里远的一小片枫树林里，斑驳而修长的树影躺在寂静的石阶上。我们的小学校坐落在山坳里的一处平地，三面环山，前高后低，背面是深深的沟壑，那里有一面大铁门紧紧关闭着。一个老汉从学校旁的独立小房子里钻出来，他手里拿着圆头铁锤朝着操场走，人影如此地分明，连他肩上的兰色补丁也都看得一清二楚。阳光射在操场周围的林丛里，把枫树照得暖暖的，仿佛把它们点着了。那些叶子越发红艳欲滴，枫树顶上是淡蓝的天空和赤金色晚霞。过不了多久，夏日最后一缕余晖也暗了下去。叮叮当当的铃声远远扩散开来，泡沫一样融进小镇的夜晚。
学校的敲钟师傅，姓汤。在我们小镇远未普及电气化铃声的时代，他俨然成了小镇里时间的代言者。听老师们说，老人乃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老兵。1986年初，他来学校进行过一次爱国主义演说，一口陕西话，开口便引来孩子们的笑场，他不管不顾，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地讲了两个小时。到了那年的岁末，他成了我们学校的看门人和敲钟师傅。
汤师傅总是独自一人，看年纪不过四十五六，可能真实年纪远小于此也不得而知。头顶刮得一干二净，常年穿草青色的军服，肩头发白，领章已经淡红，后背的几处干脆豁开大嘴。瘦高个字，裤管在脚踝上荡着秋千。眼睛不大，却澄澈有力，目光像锥子一样锐利，灰白胡渣坚硬得足以除去钢轨上面的铁屑，即便是上世纪80年代，这幅面容也可够瞧的，活脱脱一幅美国作家库伯笔下的拓荒者形象。
他的主要工作是敲打上下课铃声。
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些孩子极其满意的。他特地买来“上海”手表，准点敲铃，且极富节奏——每三个短音为一组，每次敲三组，此为上课铃声，将上课的铃声节奏和时间加快加长两倍，就变成下课铃声。如果有哪一位老师坚持不下课，他就跑到教室门口敲门，“老师，打过下课铃啦”，搞得这些固执的老师都败下阵来。老师们都在私底下埋怨说，汤师傅的上课铃声敲得太短，一不留神就错过，而下课铃声太长啦。
他敲打的“铃”，是半截钢轨，晃晃悠悠地挂在操场边上的树干上，距离地面只有十多公分，背面和侧面都长满铁锈，经过太阳一晒，处处鼓起小包，俨然换上了什么严重的皮肤病。每天放学敲完最后一遍铃声，汤师傅弯腰抚摸着这半截钢轨说声：“对不起，辛苦您老啦”。若是被低年级的孩子们见了，都跑到钢轨面前学他对着钢轨说话。这时，他便和小麻雀一样围着他的孩子们追逐逗乐。
1989年的九月，梅雨季节晚到了，却来势汹汹，校园里到处都是被打落在地的红黄相间的枫树落叶。进入十月中旬天色依然不见转晴。汤师傅找到校长说，学校的后山岩土松动，要及时地把挡墙砌高。校长笑笑地说，“汤师傅，您多虑啦，这学校才建了5年，牢固得很”。
汤师傅跺脚：“这是大事！”
校长调皮似的笑：“我知道。”
他赌着气，自己找来水泥和山沙、碎岩，赌气似的加固挡墙。路过的老师感慨地对我们说，汤师傅对着挡墙的背影，在我们这个枫叶不断飘落，影子不断变长的季节里尤为动人。
十月底，雨不见停。他再次找到校长，要求停课，并且多找人手加固挡墙。校长扶了扶眼镜，“停课？您疯了吧，管好您自己的事儿，别的啥也别瞎操心。”
汤师傅转身走开，跑到操场上叮叮当当地敲个不停。
“怎么回事？”老师们一边看表一边跑出来抗议：“没有到下课时间吧？”
校长也气急败坏地跑出来，“汤师傅，您这是干啥？”
他大叫：“赶紧停课，让孩子们回家，我去前山看了，那里的塘子都满了，山岩也泡松了，怕是要发生泥石流。”
校长上前想夺取他手里的圆头铁锤，他怒目圆睁，打雷一样的声音响起，“赶紧宣布停课”！校长还想上前，但跑来看热闹的我们隐隐听到雨雾中传来沉沉的声音，像是巨人在远处打嗝，几秒钟之后，一条粗粗的黑线出现在挡墙上方。
“快走，赶紧跑！”
老师和校长领着我们冲向后门，汤师傅跑去打开铁门后，傻了一样站在那里。
“汤师傅，快走啊！”
“你们走，我来关校门。”
“这可怎么行？”校长快要哭了。
“别磨叽，赶紧滚”！
我们冲出校门，赶紧分向大门两边，汤师傅浑身泥水地跑出来，关上大铁门。透过围墙，我们看到一团暴怒的黄色怪物在校园里游荡，胃口大得惊人，先是把小花坛整个吞没，挂钢轨的树只能看到一半，仿佛掉进风暴里大船的桅杆。足球场，篮球架也没了。这头怪兽一个师生也没吃到，它暴怒不已，喘着粗气，向我们冲来。
汤师傅领着我们向高处跑，队伍中有年幼的孩子，他连托带拽，走在最后，好几次他差点被吞了进去，是校长拿着大树枝又把他给拉了出来。
孩子们惊魂未定地大哭起来，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好啦，孩子们，别哭了，那头洪水怪兽掉下山去啦。”
这时，我们看见原来的大铁门早已不翼而飞，那股黄色的山洪咆哮着跌下山坳。
那以后，他成了小镇的英雄，但对闻风而来的记者一概避而不见。怀恩感激的家长们请他喝酒，他却欣然前往，于是他孤零零的日子也变得热闹起来。
进入90年代初期，电气化的设备终于进入我们的小镇，他面临着失业的危险。
校长在学年的师生大会动情地说：“汤师傅曾经是守卫我们国家的英雄，如今也是守卫我们学校的功臣，哪怕拼着这个校长不干了，我也要让他享受退休老师的待遇”。
坐在台下的汤师傅笑笑，点燃旱烟一口接一口地吧嗒。当晚就收拾东西，第二天偷偷地踏上了返回陕西的路途。
一晃30年过去了，现在的小学校园，一切都变了——三面的山体都早已挪平，汤师傅当年居住的房子拆了，在那里修了一个综合体育馆。沿着校园的水泥路边，整整齐齐地种上枫树，每年十月，宛如一片晚霞落到人间。唯一没变的是那曾经救了全校师生的半截钢轨，已涂上红色的防锈油漆，还晃晃悠悠地挂在操场边的那棵大树上，在风中自言自语。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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