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笔为戈写春秋

提笔为戈写春秋

——走出家乡的新闻人马沛文

　　富家子弟的革命路

　　在陕北米脂，杨家沟马氏可谓声名显赫，马沛文就从这里走出。家境富裕的马沛文1936年考入榆林中学。其天资聪慧，入校次年就获得作文、演讲比赛第一名，讲稿刊登于《上郡日报》。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与几位学友创办《前哨》周刊，宣传抗日救亡。刊物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后，又参与学生战地服务团赴内蒙古东胜宣传抗日，写出数篇通讯载于榆林《抗敌周刊》。18岁的马沛文血气方刚，心中已装上国家大事。193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回乡任扶风小学教师，1940年当选米脂县抗日青救会主任。1941年调延安，考入鲁艺文学系学习。1944年毕业，分配于延安《解放日报》社，从此走上专业新闻之路，半个世纪不再停笔。他从实习编辑起步干到要闻版责编，直至担任《边区群众报》主编，在战火岁月中没日没夜地伏案辛勤。1949年6月西安解放后，先后担任总编室主任、报社宣传部主任、编委。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闻战线急需人才。1953年初，他奉调北京进入《人民日报》社，投入抗美援朝专版、国内政治版编辑工作，先后担任专版副组长，国内政治部、理论部、工商部副主任、评论员，工商部主任、编委。在长达21年的时间里，除过日复一日的编辑、改稿、画版样、研究工作外，还撰写重要社论、评论等300余篇。其中述评《从红星工厂事件看天津地方国营工业局委员会的责任》（1955.3.24）受到毛泽东主席赞赏，还有3篇社论分别得到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等中央领导好评。

　　1974年，马沛文调入《光明日报》社工作，成为报纸领导小组成员兼理论部负责人。1980年起担任副总编，被评为高级编辑，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光明日报》是全国有影响的大报之一，他一丝不苟地抓编务，处理各种重大问题，把报纸办得生龙活虎。他为办好报纸付出的辛苦在同仁中留下极好口碑，最大的功勋是参与和组织了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发表和由此而引发的全国性讨论。在这场关乎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政治大辩论中，《光明日报》站在风口浪尖上，马沛文则是坚定的运作者之一。

　　改革开放前后，他还参与各种重要哲学研究讨论，发表《检验真理的标准与解放思想的斗争》《生产目的与左倾路线》《在政治民主化中肃清封建积弊》等重要文章，以高屋建瓴的姿态分析批判了极左路线给党和国家带来的严重危害。1988年，他以高度的责任感与记者陈宗立合写长篇述评《法与权、正与邪的一场大搏斗》，刊于上海《法律咨询》，顶着种种压力为蒙冤受害者呼吁呐喊。

　　人到夕阳斗志弥坚

　　1996年，马沛文的论著《放言集》出版，收载重要文论、述评41篇。书出得很艰难，可出版后却得到许许多多高级干部、专家、学者的赞扬，称它是“不朽的传世之作”，“正义、学识、胆略尽在彀中，鞭辟入里的灼见真知随处可见”。人到夕阳红的马沛文，依然忧国忧民、斗志弥坚、宝刀不老。

　　在1997年10月—1998年5月，马沛文旅美期间参加了旧金山市纪念南京大屠杀60周年大会，在他给国内朋友的通信中提及对日索赔问题，这里的对日索赔，特指中国民间受害者诉日本国或企业在侵华中所致损害赔偿，属民事调整范畴。它不包涵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放弃的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战争赔偿，那不属于民事诉讼调整范畴。他在《旅美书怀》中这样说：“鲁迅先生说：‘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教科书上‘墨写的谎言’怎么可能掩盖用‘南京大屠杀’一类暴行‘血写的事实’呢？但是，日本政府中的军国主义分子，总是变着法儿不断重复否认侵略中国的‘墨写的谎言’。我中华儿女就得坚持不懈地揭露日本侵略的‘血写的事实’。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正是这样做的。他们这种执著的伟大的爱国精神，使人敬佩，让人感奋！”他还提到：“战我中华儿女，将藉此日本在南京大屠杀日，上祭死难之中华亡魂，暨联合世界上爱好和平之民族，一致声讨，共同谴责，并呼吁日本拿出道德勇气，以赎罪悔过之心，为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犯之罪行，公开道歉，作出赔偿，并保证永不篡改历史之事实，而臻亚洲共享和谐，进而促进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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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原副总编辑马沛文同志，因病于2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马沛文，男，1921年生，陕西米脂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毕业于延安鲁艺文学系。曾任延安《解放日报》编辑、西安《群众日报》总编室主任。1953年，历任《人民日报》编辑、部主任、编委，《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擅长撰写评论，编有《萨斯拉夫斯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