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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老不久前去世了。《人民日报》显著位置配发遗照登了消息，还是新华社的通稿。这是正省部级干部的待遇，但不同经历、贡献和口碑的人在读者心中的意义和分量是不一样的。吴老也许是从延安走出去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后一位离世者吧。这能否标志着大革命时期西北革命精英人物的整体辞世？1927年入团，1929年转党，像这样的老资格全国健在者也是屈指可数，更何况是一位百岁老人。如今面对他的遗照，当初许多次同老人家见面交谈那亲切而熟悉的情形顿时又浮现在眼前。
吴志渊是陕北安定（今子长县）人，生于1910年4月，逝于2012年1月18日。还有大约3个月就是他102周岁生日。这位当年风华正茂的绥师学生团员、校党支部书记、学生会主席英姿飒爽、积极投身革命活跃的风采我们可想而知。和老同学贺晋年不同的是，他毕业离开绥师没有投笔从戎追随刘志丹、谢子长参加陕甘红军，而是受中共中央华北局派遣先后到北平宏达学院、辅仁大学以学生身份参加领导学运、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这对于他以后的成长形成了深刻的影响，造就了他是西北老同志中为数不多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一位。经历过白区工作的考验，他于1934年回到陕北苏区便如虎添翼。先后担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西北抗日救国会主任、定边县县长、县委书记兼县长、三边地区专员、咸阳地区专员和陕甘宁边区民政厅副厅长等职务。全国解放后他先后在陕西西安、云南和湖南担任省级党政要职……今天来看，吴老的长寿年龄是一个传奇，就如同他的丰富漫长的革命生涯也是一个传奇一样。在他生活和奋斗的这一个多世纪中，中国发生了多少大事情，又出现了多少大变故呀！而吴老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者，本身就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大书。
我有幸同吴老相识是基于工作的联系。上世纪90年代初，吴老虽然离职修养住在湖南长沙，但每年夏天都要来京看望老领导、老战友们。老领导马文瑞的家里当然几乎是年年必到。而他每次来访又都是由我迎来送往。吴老比马老大两岁，记得他每次见到马老，总是亲热地称之为“马书记”，总像有拉不完的知心话。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共同特征，特别看重战争年代形成的革命友谊。记得两位老人每次见面，都是破了马老上午办公下午才会客的规矩。吴老总是早早到来，有时还带着老伴儿。先在院子里散着步交谈，后在客厅里坐着喝茶交谈，最后一直谈到了饭桌上。谈到兴头上，两人几乎忘了吃饭。一个是地道的子长腔调，一个是标准的子洲口音。老一辈原汁原味的陕北话，我们年轻人从旁听着感到分外有趣而着迷。现实的话题当然也不少，但涉及最多的还是有关西北革命历史的问题，包括探讨那些长期有分歧有争论的敏感话题。诸如晋西游击队与陕甘红军诞生的关系；刘志丹与谢子长的分歧与友谊；高岗、阎红彦的矛盾焦点和各自不同的历史作用；至今讳莫如深的三家原徼枪的真相及是非曲直；陕北错误肃反及其主要责任人到底是谁：究竟是中央挽救了西北还是西北挽救了中央；西北兵运的历史贡献与地方党组织在创建红军中的作用以及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评价，等等。这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在当时都是争议颇大的研究课题和历史疑案，有些至今也还在争论之中，听着两位亲历者客观而又公正地谈论着这些话题，我常常肃然起敬。显然，吴老对于这些问题是做过专门的调查研究的，而马老的见解总是深思熟虑，不带任何的个人成见和亲疏倾向。这为我学习、研究和记录历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
我当时正着手搜集资料撰写《群山》，先后登门采访了许多西北老同志。吴老每次到来自然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采访对象。他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文化水平、理论修养高，看问题客观公正，总能用辨证的观点看待历史、分析问题，评判是非。为我们年轻人学习和研究西北革命历史作出了表率、也提供了不少可靠资料。由于对于西北革命史研究的共同爱好，有一个时期我们经常见面或电话里讨论问题，渐渐地有了点儿“忘年之交”的意思。他亲切地称我“小忽”，我则敬重地称他为“吴老”。
吴老个子不高、精瘦，举止像年轻人一样轻快敏捷，说话像陕北农民一样爽直单纯。他老人家平时总是笑眯眯的，显得十分随和。但说到不合理的现象和某些行为，也会愤然瞠目，显出是非分明，正义感极强的耿介禀性。他谈论问题，往往直奔主题，特别是评论时弊，更是一针见血。他给我的总体印象是古道热肠与横眉冷对并存，重情重义与疾恶如仇一身。总之，吴老是典型的陕北子长人性格。更加可爱的是，老人家直到80多岁高龄，还是精神矍铄、身健笔键，加之走路风快，丝毫看不出是一位多年的地方高官，完全是布衣姿态，毫无“领导做派”。
吴老晚年最大的贡献就是撰写了党史研究专著《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由于调研深入、史料详实、观点正确，使得这部近40万字的研究专著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面世后，获得了党史界和西北老同志的一致好评和社科界很高的赞誉。马文瑞看了书稿，欣然作序。我反复阅读了这部书，深感这是一部真正“通过历史认识历史”的事实求是的书，它即不同于单纯的学者论著，也不同于一般老同志的个人回忆，而是以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以一个历史的亲历者同时又是党史研究者的胸怀与视野，宏观把握、索疑钩沉、解难释惑、明断是非，从容不迫地拨开历史烟云与种种迷雾，尽量呈现历史真实，努力实现论断与论据的高度统一。第一次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独特而不可替代的重大历史作用和地位作了全面客观且令人信服的客观评价。今天我们纪念吴老，希望有更多的青年能阅读他的这部著作。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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