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兴寺中访“三古”

　　读了何志刚先生的《访古览胜戴兴寺》后，我被文中蔡君所称“戴兴寺有三古值得宣扬，一是泥塑古造像弥勒佛，二是十多方明清碑石木匾，三是两株珍稀古树”深深吸引，故在闲暇之时，专门去戴兴寺寻访。

　　泥塑弥勒幸得存

　　泥塑古造像弥勒佛，在戴兴寺北小院东殿供奉。

　　弥勒佛，也称弥勒尊佛、未来佛。我们如今看到的“弥勒佛”，实际是按照布袋和尚的形象塑造的。

　　据资料记载，布袋和尚是五代时期明州（今宁波）人，世传为弥勒菩萨化身，身体胖，眉皱而腹大，出语无定，随处寝卧。他常以杖挑一布袋入市，见物就乞，别人供养的东西统统放进布袋，却从来没有人见他把东西倒出来，那布袋又是空的。北宋元符元年（1098年），哲宗皇帝赐布袋和尚为“定应大师”之后，天下寺院逐渐开始供奉。

　　戴兴寺供奉的弥勒佛，虽不算高大宽壮，但长长耳垂、圆圆大肚、袒胸露腹、笑容可掬的迎接着八方来客，让人喜欢十分。再加上门口楹联上：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慈颜常笑笑世上可笑之人。显示着弥勒佛宽大的胸怀，因此而受到各方人士的欢迎。

　　据说这尊近500年的弥勒佛泥塑造像，在“文革”中是被信众用砖砌护在洞内，在外面大大的写了一个“忠”字才逃过劫难的。不然，我们就可能无法看到其尊容了。

　　此神此情，确实可称戴兴寺之第一古。

　　碑石牌匾诉沧桑

　　匾额是古建筑的必然组成部分，相当于古建筑的眼睛，是悬挂于门屏上作装饰之用，反映建筑物名称和性质，表达人们义理、情感之类的文学艺术形式，也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民俗文化精品。几千年来，匾额把中国古老文化流传中的辞赋诗文、书法篆刻、建筑艺术融为一体，以其凝练的诗文、精湛的书法、深远的寓意，成为中华文化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戴兴寺檐下的匾有明崇祯九年（1636年）的“急周同道”、康熙二十年（1682年）的“仁让超厚”、康熙年间的“德风远布”“善世法门”、道光五年（1825年）的“永锡祚胤”、光绪十四年（1888年）的“僧会司”、光绪十八年的“情周惠至”、光绪年间的“尘缘悟净”等等。碑石两块分别是宣统二年（1910年）的修寺碑记和戴兴寺住持的题词碑。这些匾额碑石，年久的已有370多年，年短的也已百年有余，个个书法精湛，言简意赅，反映了当年的时代背景与民俗民风，不仅是历代书法艺术的展示，更是历史与古老文化的记录，是中国文辞之美与工艺之美的集中体现。

　　戴兴寺的匾额，作为榆林古城建筑的一部分，因其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已经成为今天研究古城文化的实物例证。

　　此物此文，确实可称戴兴寺的第二古。

　　降龙古木谱传奇

　　两株珍稀木瓜树，生长在南小院西墙边。

　　木瓜树又名木梨、降龙木等，属于落叶乔木，在树木分类学上属无患子科，中文名为冠果，是一种优良的木本油料树种，开花多，结果少，有“千花一果”之说，因此比较珍贵。由于木瓜树姿态各异，大多为灌木状，极少长成乔木，整株又可入药，经济价值很高，所以很受群众喜欢。但主要生长在中国的中部地区，北方较少。

　　戴兴寺的木瓜树，由地表分为两株，高约9米，树龄约500年，人们称之为夫妻树。妻树居北，粗可盈抱，两米多高之上枝分两方，舒展向上；夫树居南，稍细，挺拔的腰杆有三米多，直冲而上。从南北方向看，二者相依生长，似如一株；从东西方向看，夫树直立，妻树略靠，枝桠之上，成为一体。夫妻间相依为命，不同方向观察，有不同的分合之形状，人们便皆谓之神奇。

　　此木此景，确实可称戴兴寺的第三古。

　　戴兴寺虽然大多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恢复原貌，但上述三古各有特色，数百年来与建筑同在，为寺院增辉，值得我们保护与宣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