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和1975年，财政实行“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分成比例”政策，即按市核定之收入总额，1.6～6%留给地方，作为地方财政一项比较稳定的机动财力。对超额完成收入任务地区，其超收部分另定分成比例(一般为20～30%)，以鼓励地方组织收入的积极性。1974年，全县财政收入1270.9万元，比上年减少收入12.2%，加上上年结余、上级增拨流动资金、调入其他资金、固定比例分成收入（16.5万元），总计收入为1337.2万元，比上年减少收入66.3万元。次年，总计收入略有回升，达到1514.7万元，其中财政分成收入按30%留成，收入为24.8万元；固定留成收入按1.3%，收入18.4万元。
1976年，实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本办法与“总额分成，一年一定”基本相似，但超收按总额分成比例分成，短收按总额分成比例负担，保留固定比例留成。本年总计收入1385.3万元。
从1980年起，国家对财政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管理办法，即按照经济管理体制规定的隶属关系，划分出财政收入的范围：凡地方所属企业的收入、盐税、农牧业税、地方税和地方其他收入，归地方财政作为地方财政固定收入；地方的中央企业收入，20%留地方作为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工商税作为中央和地方调节收入。到1984年，本县财政收支自给有余，未享受差额补助，也未上解结余，加之上级下达之专项补助和专案拨款，对全县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发展，起到良好作用。
1985年，财政收支在坚持“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下，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财政体制。是年，市对本县财政收入基数包干为1095.7万元，其收入总额分成部分16%上解市财政，84%留归县财政；驻县市属国营企业产品税、增值税，30%缴入县库，为县级财政预算收入，计入总额分成以内；县属企业所得税、调节税、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建筑税、监税，未实行利改税的县级企业收入，县经营的粮食企业盈利或亏损，煤炭、粮油差价补贴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农牧业税、个人所得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城市房产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集市贸易税、契税、国营企业奖金税、税款滞纳金和其他收入，全部缴入县库，为县级财政预算收入，计入总额分成收入以内。本年全县各项税收1994.9万元，企业收入11万元，专款收入和其他收入11.9万元，合计收入2017.8万元，减去企业亏损和价格补贴343.6万元，实际收入1674.3万元，比上年减少了14.9%；1986年，全县收入总额为2187万元，比上年增长30%；其中：工商税收1735.3万元，占总收入79.3%；企业收入92万元，占总收入4.3%；农业税收入332万元，占总收入15.1%；其他收入27.7万元，占总收入1.3 ％。
1987年财政收入总额为2786.7万元，比上年增收599.7万元；工商税收入2267.1万元，占总收入81.4%；企业收入160.7万元，占总收入5.7%；农业税收入331.2万元，占总收入11.9%；其他收入27.7万元，占总收入1%。另外，本年还征集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共计35.7万元。
第二节 支出
据旧志记载，清代本县财政支出分为上解国库和地方留用两种，国库是应省级预算的开支，由地方在上解粮银内留支；地方留用是指县地方政府的官俸和经费开支。
民国时，县财政收入虽有岁入岁出预算，但一收一支殚尽无遗，绝大部分用于地方政府内部开支，对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投资很少。据民国二十年(1931)《宝鸡县地方收支数目四柱册》载，全年收入总计洋51379469元，支出51358266元，其中用于灾童教养、恤金等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方面1963212元，占总支出3.8%。民国二十二年(1933)，始行预算外资金（超预算部分），预算外用款靠杂支一目支付。不久，增设预备费，仍凭杂支维持临时预算外用款。民国二十八年(1939)以后，将预备费变为军事特别开支专用经费，并核减教育经费二成，充于预备费，统筹支配。但由于抗日战争和反共内战，庞大的军费开支依然难以满足，不得不用其他经费调剂垫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本县在财政资金使用上坚持“量人为出，保证重点，兼顾一般”的方针，压缩机构、人员和非生产性开支，适当增加建设投资和各项公益事业投资，使文化、卫生、交通事业及城镇设施逐步改善。
1949年7月本县解放后，国家对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次年5月，明确规定供给项目为粮食、菜金、煤、鞋、袜、被子、津贴、过节费、轻重病号补助、伙食开支等10项，分别按小、中、大灶和干部级别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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