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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是周族的发祥地。西周称学校为“庠”，其教学内容为礼、乐、射、御、书、数。射和御是直接进行军事技能和身体训练的科目，而礼、乐中的舞也具有锻炼身体的作用。《礼记·内则》载：“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即13岁学舞勺（各种文舞），15岁学舞象（各种武舞），以后还要学射和御。当时入庠的青少年所学的射、御、舞勺、舞象等，均带有明显的体育色彩。
唐、宋以后产生武举制，选拔武才，后来县学、书院设骑射习武课目，各府、州、县儒学也配有武童学额。据考，清乾隆时凤翔府所属各县学武童有114名，有武进士3人，武举100多人。
近代体育活动于清末自欧美传入我国。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各地学堂应设体操课。本区的凤翔书院为最早开设体操课的学府，其内容为德、日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课。民国12（1923），体操课改为体育课，教学内容开始采用英美的游戏、田径、球类等。民国26年（1937），凤翔师范体育教师马路德参加全国体育教员训练班，此后各级学校先后开设体育课，但不少学校因设施简陋，资金奇缺，活动甚少。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重视体育，与德育、智育并列为学校教育的三大任务，明确规定于教育方针和教学大纲中。本市各级各类学校，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把每周两次体育课作为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二年级的必修课。
1953年，宝鸡开始参照教育部翻译的苏联十年制学校体育教学大纲，进行中、小学体育教学，并在部分中学试行《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翌年全面推行）。1956年，按照教育部制订的全国统一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草案）授课。是年，宝鸡专区结合推行劳卫制，贯彻国家体委、卫生部、教育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学校保健工作的指示》和《改进中、小学体育工作的联合指示》。
1958年，搞大跃进，宝鸡举办小学体育教师训练班，提出一些违背体育锻炼循序渐进原则的过高指标，要求限期让学生达“三红”、“四红”（要求13岁以上的学生百分之百达到少年级运动员和达到一级、二级劳卫制标准及达到普通射手），不少学校挑灯夜战，突击达标，出现虚假浮夸风，也损害了学生健康。
1959～1961年，生活困难，学生营养不足，学校体育低落，除课间操外，其它体育活动陷于停顿。1962年，体育课恢复，并施行了新教材，课外活动和业余训练逐步转入正常。1965年，宝鸡专区举办首届中学生运动会，1300多名青少年参加了田径、射击和球类比赛，有55人次打破29项专区纪录，5人破一项全省少年竞走纪录。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体育破坏严重，学生体质明显下降，运动技术水平大幅度跌落。宝鸡当时流传着“篮球放了气，操场种了地，教师改了行，篮杆靠了墙”的顺口溜。“文革”后期的体育教学又被劳动所代替。1972年，国家体委在吉林四平召开的“三小球”（小学生篮、排、足球）会议后，宝鸡市体委和教育局密切协作，大抓了三小球活动的推广和普及。1973年在全市各小学形成了“三小球”热。据当年统计，城镇的普及面达70％，全市有300多个小球队，经常参加三小球锻炼的有5000多人。扶风县的小排球活动，普及城乡各个小学，以法门寺最著。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校体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级各类学校普遍执行了教育部、卫生部、国家体委、团中央颁布的大、中、小学校体育卫生暂行规定，新的《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开始在本市全面推行。据1981年抽样调查，全市中、小学符合暂行规定的学校达90％；宝鸡中学、扶风高中在招生中开始加试体育内容；部分学校还增加了体育课的节次；太白、凤县等地从教育经费中列支了体育款项，增添了体育器材和设施；全市学校普遍坚持了两课（每周两节体育课）、两操（每天坚持早操和课间操）、两活动（每周两次课外活动），并恢复了做眼保健操制度。由于新的体育锻炼标准的施行，“达标”活动十分活跃，且逐年提高。据1990年统计，当年全市有24万多名适龄学生达到锻炼标准，达标率为63％，全市有100多万人达标，宝鸡县虢镇中学和戴天庆、魏耀辉被评为全国施行达标活动的先进单位和个人。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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