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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的陕南⑤
徐向前
我军在1932年8月至10月的第四次反“围剿”中失利后，被迫实行长途战略转移。11月初，我军进到鄂豫陕交界的南化塘地区。然而，我们在南化塘刚驻三天，追敌又至，从东、南、北三面合围我军。我们遂被迫放弃在南化塘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继续向西转移，而后，奔向漫川关，打算去汉中地区建立根据地。汉中盆地，历史上赫赫有名，曾是汉刘邦养精蓄锐、回定三秦，进取天下的战略出发地。出秦岭，据汉中，这时就成为我们的主要行动目标。
关中之行，我军歼敌一部，调动了敌人，于是趁机再越秦岭，南下汉中。12月初，部队从盩厔县南马召镇附近出发，又进入苍莽崇峻的万山丛中。深山里面，气候严寒，大雪纷飞，粮米匮乏，逼着我们不顾疲劳，催军急进。部队发扬坚韧不拔的精神，经七日行军，一连越过九座海拔2千至3千米的高山，通过老君岭、厚畛子、下佛坪、都督河、黄柏塬等地，于12月9日进抵秦岭南麓的小河口。
我在小河口略事休息，就带上先头部队到前面去了。小河口会议我没参加，一些情况是后来才听说的。张国焘自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实行家长制领导，推行王明路线，搞“左”的一套，许多同志早就有意见。特别是反第四次“围剿”失败后，部队跳到外线，被迫无止境地长途转移，有些同志想不通；张国焘也没有召开干部会议，统一思想认识，明确行动部署，因而更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在小河口，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张琴秋、朱光等同志酝酿，要派人去党中央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请中央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张琴秋和陈昌浩同志在莫斯科学习过，她去做陈昌浩的工作，想争取陈的同情和支持。陈昌浩当然不会赞同，就报告了张国焘。张国焘为缓和下面的不满情绪，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听取意见。会上，曾中生等同志对他提出了不少意见和批评。话说得比较尖锐，但仍是同志式的态度，并建议恢复军委会，集体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会议取得的具体结果是组成了前敌委员会，委任曾中生为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但同时也使张国焘对那些反对他的同志愈加怀恨在心。
西北军赵寿山的两个团布于秦岭出口处许家庙、升仙村，堵截我军。我先头部队发起猛攻，打垮了这两个团，全军于12月11日进入汉中平原的城固地区。因那一带回旋余地小，不好搞根据地，我们决定南渡汉水，去大巴山北麓的西乡、镇巴一带立脚。汉中地下党曾来人接头，我们送了些武器给他们搞游击队。
渡汉水，要抢时间，选在当夜。船只极少，我军大部需徒涉。我们派人去看地形，回来说：水太深，过不去。于是，我和陈昌浩带侦察人员骑马到江边，又进行勘察。因是枯水季节，水势并不大，至多齐胸深，我们骑着马就过了江。选好地点，我军星夜渡河。除伤病员和妇女由船只、马匹运渡外，其余上至总部领导人，下至勤杂人员，一律徒涉。来到江边，指战员纷纷跳入水中，奔向对岸，直至上元观地区。在那里我清点了人数，全军共一万四千四百人。
部队南渡汉水，向镇巴、西乡转移，是极为重要的一着。从此，摆脱了遭敌追堵的被动局面，取得了主动权。汉中地区，仅汉水两岸有西北军十七师一部驻守，兵力不多；我军渡过汉水后，杨虎城鞭长莫及，无力再追堵我们，只能令部队远远地打打炮，做做样子。敌胡宗南第一师被甩在关中，尚未赶来；四十四、六十五师则奉令调去安康地区，对付转到鄂陕川边境的红三军。这样，经过两个多月艰苦转战的我军，终于使敌人的“此股残匪”“不死于炮火，即死于冻饿”的梦想彻底破灭，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我军进驻西乡以南的钟家沟地区，已是12月中旬。本想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可是这里已给土匪糟踏得不成样子，加上连年干旱歉收，粮食极缺，群众又少，大部队无法久驻。怎么办？还得另找出路。这时，我们从敌人报纸上得知，四川军阀正在成都一带混战，有隙可乘，于是决定进军川北。
进军川北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在钟家沟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进行了认真讨论。我们分析了在这一带不能久驻和决定入川的原因，向干部说明，进军川北是最好的出路。四川号称“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地势险要，混战的军阀又自顾不暇，不论从供应条件、地形条件或敌情条件来看，以川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要比镇巴、西乡一带更为有利。这次会议，开得很好，达到了统一意志的目的，对部队鼓舞很大。
进军川北的主要障碍是横在我军面前的“巴山天险”。大巴山脉，雄峙于川陕交界处，气势磅礴，横断两省通道。我们向群众调查，得知从钟家沟经天池寺、核桃树翻过巴山，抵两河口，是条入川的捷径，但路隘山险，人迹罕至，极难通行；过了两河口，便可直下通江、南江、巴中，那里是军阀田颂尧的地盘，兵力空虚。为争取时间，出敌不意，进据川北，我们决定，以这条“鸟道”作为进军路线。
严冬时节，大雪封山，御寒衣物又极缺乏，使我军面临新的严重考验。据老乡们说，翻越大巴山，上70，中70，下70，合共要走210里的路程。尤其是山顶上的70里路，风雪弥漫，最为难走。这个时候，深入思想动员，树立部队战胜困难的信心，固然十分重要，但物质准备工作也不容轻视。我们要求每个指战员要打2至3双草鞋；带足三天的炒米和铺路、取暖用的稻草；马匹集中，供伤病员使用；多花点钱，尽可能向周围群众购买些衣被，等等。准备工作就绪后，我到七十三师二一七团做了检查和动员，他们是先遣队，担负为全军开路的光荣任务。看到那些面黄饥瘦的指战员们乐呵呵的，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充满压倒一切困难的必胜信念，使我坚信：巴山天险一定会被我军征服！
大队人马于12月19日开拔，向川北进军。我随十二师行动。这座大山的确不易攀登，山路崎岖，泥滑难行；越往上爬越寒冷、越陡险，有些人马掉进坑里就完啦。开路的部队损失较大，牺牲了一些同志。我们在山顶上住了一宿，找些树枝，点起篝火，取暖御寒。翻过巴山，第二天晚上到达瓦石铺，几十个人住在破草棚子里睡觉。瓦石铺是通江县属的一个小山镇，百多户人家，净住些木架竹筋的房屋，外面糊一层泥巴，屋内又暗又潮。半夜里，街上忽然起了火，我们都起来救火，折腾了半夜才扑灭，但已烧掉了半条街。老百姓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好的队伍，帮助他们救火、救人、救财物，纷纷翘起大拇指赞扬红军。全军越过大巴山后，兵分三路，迅即进通江，克南江，据巴中。从此，开始了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新时期。
正当根据地建设蓬勃发展的时刻，张国焘认为，难关渡过，大局已定，扎根川北，铁板钉钉。于是，便腾出手来，开展了一场反对“右派”和“托陈取消派”的“肃反”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入川前在小河口会议上公开反对过他的同志，旧账新翻，要报小河口的一箭之仇。陆续将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等人逮捕杀害，张琴秋也被降职使用。张国焘还先后监禁过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央派来的干部何柳华（廖承志），杀害了参谋主任舒玉章、陕南特委书记杨珊、地下党派来的一些知识分子干部。川陕根据地的“肃反”，应由张国焘负主要罪责。被害的革命同志，应受到党和人民的永远追念。
陕南西乡、镇巴一带，有过党的活动基础。我军入川前，曾给当地的党组织一批武器弹药，帮助建立了游击队，开始坚持武装斗争。游击队后来又争取了一部分“神团”和土匪队伍加入，根据中共陕南特委的决定，建成红二十九军，形成了以马儿岩为中心的一片游击区域。军长兼政治委员陈浅伦（陈潜）。为加强陕南游击战争，方面军派刘瑞龙去该部任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九军共有两千余人，但枪枝弹药很少。他们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不断同“进剿”的优势敌军战斗，扩大了游击区，控制了从陕南到川北的一条通道，牵制了敌人一个旅的兵力，积极配合了通南巴的斗争。然而，不久即发生“马儿岩事变”，红二十九军被搞垮。1933年3月间，田颂尧向我根据地发起三路围攻。红二十九军原收编的一些“神团”、土匪头目和骨干，趁军部派一部分兵力外出剿匪的时机，发动叛乱，袭击马儿岩军部驻地。军的主要领导人陈浅伦、程子文、李艮、孟芳洲及一批骨干，猝不及防，或在战斗中牺牲，或被俘后遭杀害，队伍大部被打散。红七十三师闻讯后派部队赶去支援，为时已晚，半途而归。后该军余部一百余人即编为陕南游击队，继续坚持当地游击战争。酿成这一事变的主要原因，是部队发展太快，成分不纯。对收编的“神团”、土匪队伍警惕不够，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打乱建制，进行改造，清除反动头目的影响。建立和发展红军队伍，必须坚持依靠基本工农群众的阶级路线，注重质量。尤其在自己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弄来一大堆土匪、流氓、兵痞、会道门分子进来，鱼龙混杂，是很危险的。马儿岩事变血的教训，便是证明。自从我军从外线进攻转入内线防御后，面对敌人大军压境、六路围攻的严重形势，川陕省委和政府机关即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全力投入“保卫赤区，消灭刘湘”的紧张战斗中。九万多地方武装力量，是红军作战的得力助手。在根据地日益缩小，粮食严重缺乏的形势下，群众宁肯自己吃野菜、喝清汤度日，也不让浴血奋战的红军指战员挨饿。川陕两省的地下党组织，也数度派人越过敌人的层层封锁，向川北运送粮食、衣物、药品等物资，给我军以有力支援。据不完全统计，参加运输队伍的群众达二百万人次以上。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在战争中承受的牺牲、苦难、压力，事实上，早已远远超出了他们所能承受的限度。
根据中央和军委的要求，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撤离川陕根据地，向嘉陵江以西发展。并决定以主力一部出击陕南，调动沿江敌人北向，为渡江创造战机。
驻守陕南的孙蔚如第十七师，辖3个旅另1个独立旅（直辖十七路军）共12个团。其兵力部署为：独立第一旅刘文伯部三个团，驻宁羌、沔县地区，第四十九旅王劲哉部三个团，驻南郑地区，第五十旅段象武部三个团，驻南郑、褒城一带；第五十一旅赵寿山部四个团，驻西乡、镇巴、石泉、汉阴一带。过去，孙蔚如部怕胡宗南的势力入陕，侵占西北军地盘，曾和我们达成互不侵犯默契，双方一度相安无事，并有些来往。但在敌六路围攻期间，他们屈服于蒋介石的压力，出兵攻打过我们。同时，任凭胡宗南的势力伸向川陕边，威胁我侧背，也使我们够恼火的。我们这次出于战略上的需要，出击陕南，顺便给孙蔚如点颜色看看，以示惩戒，是必要的。
2月初，我们集结了12个团的兵力，北出陕南。
宁羌是由川入陕的门户。战前，我们派人送信给该县守敌独立一旅二团团长杨竹荪，打个招呼，要他主动撤兵，勿作抵抗。但杨置若罔闻，命令部队坚守。2月3日，我十师主力及十二师一部，向宁羌外围据点发起攻击，经一昼夜激战，连克贺家梁、七星池、东山观等地，乘胜攻克县城，全歼敌团部及两个营。与此同时，红十二师一部亦攻克阳平关，将守敌第二团的另一个营大部歼灭。
2月5日，我四军、九军、三十军各一部，分三路从铁锁关、宁羌、阳平关向东北挺进。孙蔚如急调四十九旅及独立旅一团，经沔县向西迎击。8日拂晓，我们用两翼迂回战术，以一部兵力直扑沔县，断敌退路，敌军心动摇。我军乘胜猛攻，一举将四十九旅和独立旅第一团大部歼灭。接着，乘胜前进，溃敌骑兵团，占领沔县，围攻褒城，直抵南郑城郊。利用时间，我军在陕南党的配合下，大力发动群众，扩大红军，仅三十军即扩红1500余人。
我军在陕南的十多天内，先后攻占了宁羌、沔县和阳平关重镇，歼敌四个团及一批地方民团，缴机枪50余挺，步枪5千余支。俘敌团长以下官兵4千余人，悉数放回。这时，蒋介石赶忙集兵向川陕边境增援。胡宗南将伸进四川的兵力回调甘南，防我进攻其后方天水。邓锡侯部的5个江防团，北进接替广（元）、昭（化）防务。敌第四十九、六十、六十一等师，亦向陕甘南部移动。由于我们出击陕南的企图，不是打击杨虎城部而是吸引沿江敌人北向，以便我军从嘉陵江中段突破，接应中央红军，所以，这次战役行动颇有节制，不过是虚晃一枪罢了。假如我们实打实地要歼灭孙蔚如部，夺取汉中盆地，那就不会仅用有限兵力从西面出击，而是要集中3个军以上的兵力，一路西出宁羌、沔县，一路中出南郑，一路东出镇巴、西乡，合围汉中，“瓮中捉鳖”。那样，孙蔚如是吃不消的，汉中盆地难免落入红军手中。达到了调动敌人的目的，我们遂于2月中旬停止进攻，回师川北，准备渡江西进，策应中央红军入川。
谁知，我们在前面打，后面可就搬了家，放弃川陕根据地。那时张国焘在剑阁，陈昌浩在旺苍坝地区，搞一锅端，大搬家。整个说来，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根据地，有它的复杂原因。优势敌人的压迫，长年战争和“左”的政策造成的困难，策应中央红军的紧迫战略需要，凑到了一起。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历史的必然。问题在于：主力红军撤出根据地后，没有留下足够兵力坚持游击战争，只留下刘子才、赵明恩等千把人枪，如果把三十三军留下，要好得多；强渡嘉陵江后，犹豫徘徊，丧失了进击甘南的战机，使“川陕甘计划”流产。如果当时实现了这个计划，我军将能得到更大补充，中央红军北上就有了立脚点。形势会不一样的。
川陕革命根据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有过它的光荣历史地位和作用。那里的人民群众，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前仆后继，艰苦奋斗，英勇牺牲，贡献了他们所能贡献的一切力量。红四方面军的生存、发展、壮大，与川陕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成千上万川陕人民的英雄儿女，在创建和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川陕人民的英雄儿女永垂不朽！
本文根据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一书及《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一文节录，题目系编者所加。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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