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南农民状况

 汉南农民状况

挺 杰
汉南农民，由于生活状况及所受压迫痛苦之不同，概括可分做山农及坝农。
坝农，居于汉江流域之附近，所种的多系水田，农民多半自耕，但不佃别人田是不可能，其余亦有不少的农民纯以佃田为生，这差不多都是别地迁来者，亦多由苦力或雇农变成。
每亩田每年全收可获谷二石至三石，杂粮五斗至一石。佃户每年纳谷一半于地主，但佃户在未佃之先，须交压租金（丁手）钱予地主，钞数串至数十串，由地主自定。丁手多者，可少纳租谷。若佃户之租谷不能如数交纳时，即以压金折扣。至天旱或雨霖收成不好时，佃户则向地主要求减租，因此常引起纠纷，佃户常被地主撤换，因地主有此特权也。
一个农民及其子弟妻室，至多耕田亦不过十五亩至二十五亩，若在忙天时（收种的期间），则需临时叫人（雇日工）或换活（今日你给我做，明天我又给你做，彼此都不要工钱）。耕牛都系几家共买一头。长期雇农每年的工钱至多不过二十元。做日工者，一日可得二角至四角之工资。牧童多系没有工资者。
农民每年要忙八、九个整月，缠了脚的妇女在忙时亦须下田车水，小孩除放牧刈草拾柴外，亦须去拔草打泥块。农家妇女的普通工作是纺线、养蚕、饲猪。纺线一人三日可纺线一斤，得够一个人的生活费。养蚕一季若自己有桑，即可赚十余元至二十余元，贫农是难以办到的。
农民半年时间的收入共可得一百六、七十元，但除自己家庭衣食、修理或典租房屋、行人情等年需一百二十元以上之外，其余的都被层层的剥削净尽。分述如下：
（一）地丁捐——本来每亩田名目上仅纳银四厘，但交纳时则需一角至二角的苛算。加以交款时衙门中又复加之愚弄加价等，故农民受如此之压迫，已心疼至十二分了，若迟而未交者，一被“原差”扫粮后，则需增加二倍至四、五倍，过迟者往往常被押锁。
（二）临时捐款多至十余种，而平时之支米、支草、支柴都还在外。最使农民可怕的是过军或驻军，他们在附近私派捐款或号仓号树，无非想贿罢了！至任意取拿农民之物件，捉杀农民之鸡鸭，夺掠农民之牛猪，更使农民不堪其扰。计每年此种损失也需数十余元之多！
（三）最近数年鸦片之倡种，更使农民陷于最痛苦之境地。小农无知，以为可得较大之利，多舍棉麦不种而广种鸦片。然烟捐每亩竟至十余元至数十元之多，即变卖全收之烟，亦多不敷，且多被捐款逼急时，已将烟贱价售出，而后更是恐慌。如烟捐一旦不能交纳，则遭严刑责打，并及于其家人，破产者，逃亡者，自杀者，坐牢者，比比皆是。后官厅因种者日少，乃变用地亩变价之法，种与不种亦须交纳捐款。更有奇离之懒捐……，致农民至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之现象。
（四）恶绅、地主、兵匪及官厅常勾结一气，“加派”、“移派”，层出不穷，更加重农民之负担与痛苦！然农民亦是默忍而受，徒唤奈何！
（五）汉南交通不便，风化尚属闭塞，旧礼教特别占势力，婚丧之费，亦足破产！此处父母或妻死后，亲戚家族皆来要挟厚葬和丰厚招待，而丧家即当田卖产亦常不能供给。
（六）此间农民百分之九十五六是不识字，知识更说不到，所以多信迷信，因而被巫神婆、和尚、道士骗去的钱亦属不少。
以上就平时统计，尽农民所有之余数亦不足，故皆有将变为无产者的危险。一至荒年或战争之时，号寒呼饥在在皆是，流而做苦力至乞丐盗窃者，也是很多的。
全道农民，皆无组织，实为其被压迫受痛苦之根本原因。虽有农会，亦是名不副实，不过为失业之知识阶级作啖饭所。民团亦属空架子，甚至成绅士之护兵。但各处皆因压迫沉重，致起而反抗者也有之，然因皆无组织，团结不坚，不能持久，终结多归失败。兹述其较大的反抗运动如下：
南郑去年吴新田至省时，现任知事张鸿藻曾助以四万元之开拔费，攫取南郑知事一事。但恐其位不久，故急于收其成本，乃于旧历年关时派款五万余，并催促在年内务须交齐。委员、差人、丘八大队的开往乡下，对百姓则以绳拴鞭打、戴枷、押、吊等刑，逼迫出款，一时各处人民大逃，如临奇祸。某小学教师乘机而出，号召全县（军警）大集县衙，群情奋激，大闹大骂，要和知事拼命，全城振动，军警县队亦皆不敢如何。后乃由道尹出任调停，允许暂停收纳与减免，群众乃退。但事后知事对该小学教师含恨殊深，几遭陷害。有牵连之数人亦常自危。此次虽因指导之不得法与事后无准备而未得全效，致现在不敢再起，然也是汉南农民运动史上重要之记载。再洋县东（近山）农民在前年亦有反抗之运动。当时因烟款太重，驻军及委员之横恶而与军队发生冲突，并激战数日，农民不但不屈并益加厉，又因各区响应，卒得胜利，全免款项，知事亲身道歉，赔偿被毁房屋，抚恤死伤之农民（此次农民死二三人，兵士死五人）。此后，兵、差、委员皆相戒不敢复去。
其次山农。除上述各种痛苦皆具备受外，更因地瘠生产极少，终岁劳苦，不得一饱，衣食皆很简单，有包谷吃的农民尚算上等，米麦更说不上，油盐一年少见。兵差一到，山中肃然。军队一过，则沿途一掠而空。其谋生方法除种地外，或带开“过店”，亦可得少量之利。其次，打猎亦可谋生。因其痛苦达于极点，故多同失败之军队勾结为匪，或被迷信所使，常团结暴动，行为近匪。如宁羌一带之红灯教，皆其暴力之结晶，男女皆有，战斗力极强，极能服从命令，但斯等迷信行为不能经久与发展，是很可惜的。
原载1925年12月31日出版的《西安评论》第二十九期；见《大革命时的陕西地区农民运动》一书。挺杰即何挺杰，系南郑县周家坪镇何家湾人，早期地下党员，曾任中共渭南地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