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阳县建国后的发展与徘徊（2）

六、“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后果
    “文化大革命”期间,紫阳的各项建设遭到一次更大的破坏。1967年初至1968年秋,本县党政、司法机关瘫痪,派性泛滥,武斗遍及城乡,人民生命财产备受摧残,生产停顿,学校关门。粮食产量降至抗战以后的最低点。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惩办了武斗罪犯,结束了两派争斗的局面。但接着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又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搞得人人自危。在农村,从1972年秋开始进行农村基层组织整顿,长达7年时间。反复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基层干部和广大社员为对象,一再“割资本主义尾巴”,禁止从事家庭副业,限制发展经济作物,实行单一抓粮食经营的方针,整个农业生产近于停滞不前。在城镇由于强迫个体劳动者和集体、合作企业职工“下放”农村安家落户,使之多因不适而造成生活困难,甚至背井离乡。并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商业萧条,国营商业独家经营,养成“官商”习气;集市贸易市场关闭,农副产品无法上市,职工生活不便。此后又因修建襄渝铁路,从农村大量招收商业服务人员,致使后来“下放居民”返城时出现就业困难、住房紧张的突出矛盾。人口生育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1972年超过30万人,1976年达到305606人,较1966年增长11.4%,年均增长10.94%。农村每人占有粮食仅213公斤,比1949年还低11.4%,终年不得温饱。农民从集体分配获得的现金收入,每人每年只有40元左右,高中山区有5000余户、近万人居住岩洞、草棚。由于沿袭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乱砍滥伐,自然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森林覆被率降至10.1%,林地面积比解放初减少50%。水土流失区占全县总面积60%以上。从1959年以后,本县一批农民因生活所迫,自发迁移出境,至富裕地带和人口稀少的秦岭山区落户。至1974年以后形成高峰,4年中迁出4000余人。党政机关认为此种“人口外流”有辱“大好形势”,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大部返乡,继续维持迅速增长的人口基数,使自清末以来一直为有识之士忧虑的“人稠地瘠”的状况年胜一年。
七、襄渝铁路建设及其对紫阳经济的促进
    1969～1978年,国家在紫阳境内开展大规模的铁路、公路建设。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和川陕两省民兵近10万人承担襄渝铁路紫阳段和恒(口)紫(阳)、紫(阳)渔(渡坝)公路的建设任务,来自全国21个省市的170名解放军指战员和206名民兵献出了生命。铁路和公路干线的建成通车,使紫阳成为全国最后通公路的几个县之一,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外交通面貌。随着交通状况的改善,工业生产再度全面兴起。1962年停办的一批厂矿恢复生产,并新建了一批企业。但由于事先不作可行性调查研究、盲目上马和经营不善等原因,8年以内有近半数的县办企业相继倒闭,10年间因盲目建厂矿浪费资金150万元。经济效益较好的是煤矿和水电站。葫芦颈水电站的建成,初步解决了城关照明用电的问题。县内目前最大的牛颈项水电站亦动工兴建。
    1974年全国茶叶会议以后,紫阳的茶叶生产呈现新的发展势头。4年中,全县新建条列式茶园60000亩,使总面积达到10万亩,为此后茶叶产量逐年增长准备了物质基础。1977年,中共紫阳县委提出“沟槽埫(即河谷、平坦地带)修造基本农田建粮仓,陡挂荒(即陡坡、挂牌地、荒山)发展多种经营建银行”的农业生产指导方针,开始调整农业生产布局。但因总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尚未转变,因而成效不显著。1978年,粮食产量达历史最高水平,但仍不稳定。由于照搬山西昔阳经验,“想大的,干大的”,不尊重科学、不遵守自然规律,8处大型水利工程报废,损失国家投资36.69万元和27万个劳动日。此外,蒿坪河中段因盲目“截弯取直”,盘厢河中下游因水道设计太窄,均造成大片水田被洪水冲毁的重大损失。
    1969年9月以后,西安红十字会医院、解放军总后医院等单位的巡回医疗队,分10余批在紫阳境内工作,并帮助地方建立500多个合作医疗站,在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减轻了人民的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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