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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还有问题。以往人们将於商十五邑分置在丹江上下游，是以“商於之地方六百里”作为根据的，商州至内乡的路程为六百里，成了这种看法颇为有力的证据。其实，战国时代不是指路程，指的是面积，《太平寰宇记》卷141所说“商州本商於之地”，已含有此意。所谓於商十五邑，当以商邑为中心，都分布在武关以上的商丹盆地之内。今商丹盆地东西两端直线距离为45公里，公路里程为51公里，宽幅长短不一，一般在2—6公里之间，面积大小基本合于商於地方六百里之数。这个盆地是丹江上游面积最大的河道平川，历史上有“百里州川”之称，长时期为全流域的行政中心，目前有商县、丹凤县一二十万人口居住。盆地内自然条件良好，较为富庶，商鞅受封后，就有人劝他莫“贪商於之富”，秦相张仪诱楚同齐断交，言秦国把商於之地归还楚国，楚国便能“私商於以为富”。秦有商於之地，东出武关，即达楚国。此种形势完全符合战国时代的情形。
至于南北朝时期的著作，如《史记集解》、《水经注·丹水篇》以及《荆州图幅》，多认为商於都在丹江下游地区，或者说於中（战国时无此地名）在内乡县东。应该说这些著作反映的是北方大批流民南迁过程中南北朝时期的地理面貌，不少情况与战国时代已相去甚远，自当区别对待。
2．少习
少习与武关的关系时而密不可分，时而若即若离。实际上，春秋无武关，却有少习。据《左传》记载，哀公四年（前491）楚国兵临属于晋国的上洛地，威胁晋国“将通于少习以听命”，再至阴地抓获蛮子赤。两周时的上洛在南洛河上游，接近上洛的阴地在黄河以南，熊耳山以北，楚军到达上洛后准备通过箩习去阴地，那么少习只能位于从上洛通往阴地的道路上。少习地处南洛河流域，在春秋时究竟是关隘，抑或是其它地理实体的名称，因记载疏略，不知其详。
到战国时代，纵横家苏秦向赵肃侯提出合纵策略时讲到武关，并未交代武关的修筑情形，在此之前商塞已经出现，商塞虽早于武关，两者都在丹江通道，大概作用相同，武关继出后偏西的商塞便趋于消失。十分明显，战国时的武关与春秋时的少习不在一个位置。
《水经注·丹水篇》里讲的少习，已不在南洛河流域。移到丹江流域。对此，当看作是南北朝时期的地理面貌。“丹水自商县东南流注，历少习，出武关”，从字面上解释，少习在武关之上，未在一处。细研其含义，少习与武关相离并不远，差不多同于杜预的少习即武关的注释。《丹水篇》将少习明确纳入丹江流域，同武关在地望上产生相应的联系，因为《水经注》以水为纲，常把径流所在流域的山川、域邑、关隘囊括于文内。
这样看来，自西晋杜预开始，少习与武关衍为一地，同为关邑，在北魏郦道元时，又加强了这种说法，至迟到清代又演变为少习山，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说“武关在今陕西商州东少习山下”，这就是少习名实演变的过程。
3．竹林关
《陕西地理沿革》认为六朝时的武关在今丹凤县南的竹林关附近，同学术界其它看法不大相同。竹林关地处丹江南岸，与丹凤县之间隔着流岭峡谷，远离丹江通道，在丹江航运未兴起之时，地方十分闭塞。此种看法可能是误把东晋桓温军队“自淅川以征关中”的淅川当作今淅川盆地，进而把竹林关当作沿丹江岸边行军所要经过的武关。淅川指今析河（俗称老鹳河）两岸平川，丹江岸边并非古代交通线，前面已经辩明，所以，认为六朝时的武关在今丹凤县南竹林关附近的看法不能成立。
此外，由于康熙《（续修）商志》和乾隆《直隶商州志》将汉代丹水县的位置确定在竹林关，也给武关的定位工作带来麻烦，这是由古代地名之间的相关关系决定的。秦末的王陵曾在丹水县向刘邦投诚，《括地志》说：“王陵古城在商州上洛县南三十一里”，王陵古城向西挪动，汉丹水县地被地方志误定在竹林关附近。
汉丹水县因秦旧县置，位于丹江下游，丹、淅二水会于境内，西汉至西晋其位置不变。贾耽《郡国县道记》载：“丹水，楚之商密地，在今内乡县西南一百三十里，丹水故城也”，与《汉书·地理志》所记相符。咸丰 《淅川厅志》取此说。并有“南去丹水二百步”的补充文字，推测古城在厅西的白亭保。据嘉庆《南阳府志》卷2，白亭保距淅川厅30里，东四跨度达40里左右，其地面相当于今淅川县大石桥、寺湾两乡之间，同内乡县的距离与贾耽所说一致，可以作为考古工作者调查汉丹水故城的可靠线索，但要考虑丹江水溢对故城可能冲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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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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