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源于陕西,因陕西简称秦而得名。它是梆子戏(乱弹)的代表剧种,又名“秦声”“乱弹”“梆子腔”。其流传地区以中国西北地区为主,在中国北京和大江南北遍布足迹。对其他剧种均有影响。徐慕云《中国戏剧史》称“皮黄(京)剧中之西皮始于秦腔,二黄变自汉调,盖视其腔调之化自秦腔、汉调也”。史学家顾颉刚90年前撰写的《北京戏曲》载:“秦腔既盛行,四大徽班中的春和班受了它的影响,在昆曲高腔之外大唱秦腔戏。”秦腔现存剧目之多居全国戏曲之首。秦腔的广泛流传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陕西境内因各地方言、语音的差异,秦腔在演变过程中形成了四种不同的风格:流行于同州(今大荔)地区的称“同州梆子”(即东路秦腔);流行于西安地区的称“西安乱弹”(即中路秦腔);流行于凤翔地区的称“西府秦腔”(即西路秦腔);流行于汉中地区的称“汉调桄桄”(即南路秦腔)。秦腔曾流行于京、津、冀、鲁、豫、皖、浙、赣、湘、鄂、粤、桂、川、滇、甘、青、宁、新、藏等省区。1949年后还传至苏联的吉尔吉斯。
    秦腔的渊源及形成时间,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源于秦中的民歌与说唱艺术,在明代中后期形成一个剧种。明末清初,陕西关中及晋南等地已有秦腔班社演出。明末,第十代秦王在西安秦王府,曾征选民间秦腔戏班入府演唱,并选《五典坡》一剧,晋京为崇祯之母祝寿演出。清初,秦腔演唱更为普遍。秦腔在陕西关中形成后迅速向外省传播,康熙四十三年(1704),顾彩《美容游记》载:田舜年家班,“男伶皆秦腔,反可听(所谓梆子腔是也)”。康熙四十七年(1708),孔尚任往山西,赋《平阳竹枝调·乱弹词》两首,描写他在平阳观赏的秦腔:“乱弹博得翠花看,不到歌笙信亦难。最爱葵娃行小步,氍毹一片是邯郸。”“秦声秦态最迷离,屈九风骚供奉知。莫惜春灯连夜照,相逢怕到落花时。”康熙年间流居湖南的学者刘献廷在衡阳听到秦腔,在《广阳杂记》中写道:“秦优新声,又名乱弹,其声散而哀。”康熙四十八年(1709),魏荔彤在《京路杂兴三十律》中说:“近日京中各班皆能唱梆子腔。”并做诗云:“学得秦腔新依笛,妆如越女竟投桃。”雍正年间(1723—1735),于四川绵竹为官的陆箕永在《竹枝词》中描写秦腔在川演出情况:“山村社戏赛神幢,铁拨檀槽柘作梆。一派秦声浑不断,有时低去说吹腔。”雍正七年(1729)《雍正上谕内阁》载:戍守西藏拉萨的陕西籍官兵,于军中“择其能演乱弹者,攒凑成班,各令分认脚色,以藏布制造戏衣,不时扮装演唱,以供笑乐”。
    清乾隆、嘉庆时期,秦腔更盛行,在西安和北京出现两个演出中心。秦中各地,班社林立,演出频繁,出现了“今则乱弹盛行,……半夜空堡而出,举国若狂”的盛况。乾隆四十三年(1778)严长明《秦云撷英小谱》载,仅西安一地就有36个班社,最早为保符班,继有江东班、双赛班(因艺在保符、江东之上,故名双赛。后来双赛班吸收了祥麟、色子等角,作为两大台柱,又更名为双才班)。在这些班社中,名伶层出不穷,如祥麟、小惠、琐儿,号称关中曲部“三绝”。乾隆年间,一批秦腔艺人进入北京演出,乾隆三十五年(1770)魏长生由北京南下扬州,时有“海外咸知有魏三,清游名播大江南”的赞语。
    道光至光绪年间,西安乱弹得到发展,郊县城乡各种筵席、庆典及祭祀活动皆演唱秦腔。咸宁、长安、兴平等县元宵节、东岳庙会,陈戏多台,观众如潮。西安四周各县,秦腔班社达60余个,在演出中随班授徒,为秦腔造就了大批人才,如刘丰收、十八红、李云亭、刘立杰、茂盛儿、要命娃、陈雨农、党甘亭、白菜心儿、四川红、出山红、水泗子、兰州儿等。上演剧目有《北邙山》《无影簪》《打金枝》《游西湖》《抱琵琶》《乾坤带》《春秋笔》《蝴蝶杯》《玉虎坠》《法门寺》《走雪山》《白水滩》《八义图》《闯宫抱斗》《辕门斩子》《杀狗劝妻》《雷峰塔》等200余出。西安、咸阳等地还出现了树德堂、泉省堂、聚会堂、裕兴堂、居义堂、永盛堂、澍倍堂、广兴堂等木刻书坊,专门刻印秦腔剧目对外销售,刻印的剧目有《讨荆州》《取西川》《火烧绵山》《观春秋》《双玉镯》《白老卖画》等百余种。
    民国元年(1912),陕西易俗社在西安创建,并建立学社体制,设班培养演员,创立戏曲编写机构,30多年共培养学员2000多名。创建者改良秦腔,提倡编演新戏,选择和改编传统剧目,以易俗社为中心,编演剧目600余本。民国10年(1921)后,易俗社南下武汉,东到河南,北至北京,西到甘肃、宁夏等地。20世纪30年代后,首批秦腔坤伶相继登台,改变了旦角男扮的旧例。主奏乐器也由二股弦改用板胡,琴师荆生彦改造出上、下把拉法,扩大了音域,现出中正和平之美。李正敏改掉了秦腔虚字托腔的唱法,使声腔更加优美动听(后人称他的唱腔为敏腔),沿习其唱腔者被称之为敏派。陈雨农、党甘亭等,又为旦角创造出〔碰板腔〕〔滚板腔〕〔齐板腔〕〔黄丽调〕〔数罗汉调〕等新腔,进一步丰富和提高唱腔艺术。延请京剧教练,教习武功,使武戏表演干净利落。服饰开始自行设计制作,京剧旦角化妆的古装头饰亦被引进和采用。
    在陕甘宁边区,由毛泽东倡导,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以柯仲平、马健翎为骨干,创造出了以反映边区人民革命斗争生活为内容的“新秦腔”,如《一条路》《好男儿》《查路条》《中国魂》等。在民众剧团的影响下,边区各分区陆续建立了一批秦腔剧团,如安塞边保剧团、泾阳七月剧团、旬邑关中剧团、绥德民众剧社、淳化八一剧团等。此外,还有西北剧社、关警剧社等也在创作演出新戏。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剧团纷纷下连队、下乡村,深入群众演出,“为战争、生产、教育服务”。1943年七八月间,马健翎创作的《血泪仇》由民众剧团上演,轰动了整个边区。八一剧团创作演出了配合大生产运动的《双运粮》《关中四杰》《纺棉花》,民众、八一等剧团还编演了《潞安州》《梅花岭》《石达开》《史可法守扬州》等历史剧。1946年7月,解放战争拉开序幕,剧团立即奔赴前线,配合战争宣传演出,并创作了一批现代戏和新编历史戏,如民众剧团的《一家人》《穷人恨》《鱼腹山》,绥德民众剧团的《双报仇》,八一剧团的《兄弟会》《儿子》《闯王遗恨》《打虎计》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陕甘宁边区的剧团先后迁至西安,创建了西北戏曲研究院(后改为陕西省戏曲剧院)。西安及全省各地县,或以民间班社为基础,或重起炉灶,共建秦腔专业院团74个,从业人员5000余人。各院团荟萃民间艺人,吸收新文艺工作者及音乐创作、舞美专业人员,并普遍举办训练班,培养新演员,壮大了队伍。各地建立了专业创作机构,整理改编演出《铡美案》《游西湖》等优秀传统剧目200余出,创作出《烈火扬州》《一罐银元》等新编历史戏和现代戏百余出。20世纪60年代初期,秦腔以编演现代戏为主。“文化大革命”后,秦腔艺术获得新生,1987—1989年省文化厅相继举办了首届和第二届艺术节,演出新创作剧目《清水衙门糊涂官》《丹青泪》《齐王悔宫》《黄河浪》《女皇与公主》《丁家院》《社稷情》《王鼎尸谏》《西湖遗恨》《空海和尚》等20余出。其中《黄河浪》获金奖,《丹青泪》《清水衙门糊涂官》《女皇与公主》《丁家院》《空海和尚》获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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