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把记载重大事件的文字,铸造于铜器或刻凿在石头上,为传之久远,是谓之“金石颂千古”。陕西历代碑刻数量之多全国为首,故素有“关中碑版之富甲于天下”的说法。唐初,在凤翔府天兴县南三畦原出土的石鼓文被视为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石鼓文是在十块鼓形石礅上用籀文(大篆)分刻着十首五组四言叙事诗。据考证石鼓文刻成于秦宣公四年(前672),其文记述春秋时秦国君一次猎祭活动。发现后即受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的推崇,引起吏部尚书苏勗、国子司业窦蒙、翰林供奉张怀瓘以及李嗣真、徐浩、李阳冰、杜甫等官绅学者的研究兴趣,诗人韦应物、韩愈及宋代文人苏轼均赋《石鼓歌》以颂之。石鼓出土以来,在原地历经唐代300年,至宋代司马池将它移至凤翔夫子庙。宋徽宗赵佶好书画古物,将其运至汴京(今开封)保和殿稽古阁,用黄金填其字,谢绝复拓。金人破宋,南宋皇帝赵构逃奔临安(今杭州),石鼓南下置杭州学府,后迁回燕京。元代王楫将石鼓迁到北京城东国子监大成门内左右壁下。抗日战争期间,为避战火,石鼓随同故宫珍宝远上峨眉山,1958年始迁回北京故宫博物院铭刻馆。石鼓文自发现迄今1300多年间,多有国学大师的歌咏赋赞、传抄私藏、著书立说。但由于年深日久,风化、运载、拓磨致损,原文672字,由出土时的665字,到北宋初已剥落为645字;元代中叶为380字;清末余300字,其中一鼓已无一字。陕西汉中青年学者尹博灵严谨治学,18年风雨不辍,把历史剥蚀的200余字研究明白,将全文贯通,并译成现代汉语,弥补了历史造成的遗憾。尹博灵所译的石鼓文同《史记》所载之秦文公当世的一件大事相吻合。石鼓文的书体规整庄重,上承周之金文遗韵,下启秦之小篆先河,对近代书法有重大影响,是中国书法史上的艺术瑰宝,堪称中国历代碑刻之宗。
一 西安碑林

    西安碑林位于西安文昌门(今西安市端履门)内三学街陕西省博物馆内,始建于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是在保存唐代石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初因多有墨拓,碑石发黑,房屋狭窄,称之“碑洞”“墨洞”。自明崇祯十五年(1642)至清顺治三年(1646),费甲铸镌刻《王羲之圣教序碑》及《淳化秘阁帖》摹刻145方石立于碑林。历经金、元、明、清、民国至建国后收藏碑石、墓志1600多种,2500余块,有7间碑室、7座碑廊和8座碑亭,形成碑石如林之感,清朝初年遂有“碑林”称谓。西安碑林收藏古代碑石时间早,数量多(大小碑石约3000块,其中唐碑最多),历代书法名家之作荟萃,国人誉之谓“碑石的森林,书法的海洋,艺术的宝库”,国际人士誉为“伟大的石头图书馆”。
    据文献记载,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关中大地震中碑林遭破坏,《开成石经》等多有断裂,后由西安府学生员王尧典等进行了修整补刻。清康熙三年(1664),陕西巡抚贾汉复补刻了《孟子》,共9石,统称为“十三经”。康熙二十一年(1682),麻尔图刻了《大学》《中庸》二石。乾隆四十六年(1781),陕西巡抚毕沅对碑林进行过大规模整修。1935年,于右任托杨虎城将他收藏的290余方北魏墓志交碑林保存,于右任曾将这批墓志文字汇集成册,题名《鸳鸯七志斋》。1935年9月,原国民党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与陕西省政府联合组成整理西安碑林工程监修委员会,1937年4月动工,将清代碑林烂房全部拆除,重新修建,《开成石经》无搬动,一些唐宋碑石重新整理,陈列到二、三、四室,清代“名臣祠”被改建成第五室,新建了第六室,1938年2月工程竣工,奠定了今日的规模。1948年,又将新城内(原省政府)“小碑林”的珍贵碑石迁入,同时迁入的还有颜真卿的《颜勤礼碑》和《唐慧坚禅师碑》,丰富了碑林藏品。建国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又多有修缮。1961年,西安碑林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碑林又新建了第七室,同时增加了大量的珍贵碑石,主要有汉《熹平石经·周易残石》、汉《曹全碑》、 汉《唐公房碑》、汉《仓颉庙碑》,前秦《邓太尉碑》和《广武将军碑》,北魏《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唐褚遂良书写的《同州圣教序碑》、颜真卿书写的《臧怀恪碑》等。藏品由清代的667块,增至2000多块。
    西安碑林现有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民国等历代刻石3000余件,碑室占地约2900多平方米。碑石琳琅满目,真、草、隶、篆、行各书俱有,且有众多出自历代书法名家之手的碑石,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书法艺苑。其中最为著名的书法碑石有以下50块。
    《峄山碑》 是碑林保存的早期石刻,碑文为秦代丞相李斯书写,字体系刚由大篆简化成的小篆,原为秦代刻石。唐时已毁,内容为颂扬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度的功绩,是秦始皇公元前219年出巡登山东邹峄山的第一块刻石,碑文前144字为秦始皇诏文,后79字为秦二世胡亥诏文。原石毁后,民间有木刻版流传,但已失原刻风貌,杜甫有“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的诗句。现存《峄山碑》系宋代郑文宝据其师徐铉之摹本所重刻,是翻刻本中最好的。清代书法家杨守敬评曰:“笔画圆劲,古意毕臻,以《泰山》29字及《琅琊台碑》校之,形神俱肖。”碑石圆首方座,通高218厘米,宽84厘米,两面刻文,共15行。立于碑林第五室。
    《唐公房碑》 刻于西汉居摄二年(7),正值汉字书体由篆向隶演化时期,是考察隶书的形成与发展线索中所不可缺少的资料。1982年藏入西安碑林第二室。
    《熹平石经残石》与《熹平石经·周易残石》 东汉灵帝刘宏熹平四年(175)镌刻,蔡邕以八分体写《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礼记》《论语》五部经书,刻石碑46块,立于太学讲堂前。蔡邕精通文学、书画,其石经文字是两汉书法的顶峰和总结。《熹平石经·周易残石》,系于右任任南京监察院长时,由洛阳古董商手中购买的,途经南京、上海到陕西富平,1982年藏入西安碑林第三室。前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汉熹平石经周易跋》载:“洛阳新出土而转徙至于上海者。石两面刻:一面为周易家人迄归妹十八卦存二百八十六字,一面为《文言》、《说卦》存二百有五字,通计存四百九十一字。为旷代之瑰宝。盖宋人录《熹平石经》,多至千七百字,独未见周易,不意后八百年,更得此经数百字。吾辈眼福突过宋人,何其幸欤?”此石为中国现存石经中字数最多者。《熹平石经·周易残石》书法严谨方正,雍容大度,法度森严而不板滞,是垂范后世的上乘之作。
    《曹全碑》 刻于东汉中平二年(185)。明万历间出土于陕西合阳,用标准汉隶书写,字体隽美、文字清晰、碑石净细、碑身完整,在中国书法史上极负盛誉。孙退谷在其《庚子消夏记》中说:“《曹全碑》字法遒秀,逸致翩翩,与《礼器碑》前后辉映,汉石中之至宝也。”现藏碑林第三室。
    《正始石经》 刻于魏正始二年(241),两面有文,一面刻《尚书·梓材》,一面刻《春秋左传·成公元年》。已残,两面仅存80余字。碑文有古篆、小篆、隶书三种书体,又称《三体石经》。高38厘米,宽30厘米。
    《司马芳残碑》 约刻于三国时曹魏或西晋间。1952年西安市西大街出土,仅存上半段。从碑文书体可见汉字由隶书向魏碑楷书演化迹象,其书体笔法跌宕秀逸,极富情致。
    《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碑》 又名《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刻于唐咸亨三年(672)。唐僧玄奘在长安翻译佛经时,请当朝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和太子李治分别写了序和序记、唐人尤好王羲之书法,长安弘福寺和尚怀仁又以皇帝能为玄奘撰文感到光荣,便从300年前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留存的墨迹中搜寻字迹,然后根据序和序记、玄奘的谢表和他翻译的心经内容选填拼集而成。其间为了补齐所缺,曾在全国重金征集王羲之墨迹。“王羲之一字值千金”之说概源于此。此碑亦遂有别名“千金帖”。现藏碑林第二室。
    《王羲之书兴福寺残碑》 又名《兴福寺残碑》。系唐僧大雅集王羲之书法于唐开元九年(721)刻。明万历年间出土。残,仅余下半段,亦称《半截碑》,康有为称之《吴文碑》。现藏碑林第二室。
    《广武将军碑》 此碑立于前秦苻坚建元四年(368)。隶书,两面刻字,书风古厚朴拙,结体奇特。碑高174厘米,宽73厘米,原存陕西白水县,1972年移入西安碑林,现藏碑林第三室。
    《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 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因羌人王庆时监修李润镇(今陕西澄城县)晖福寺而立。碑高294厘米,宽90厘米,碑额“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为篆书,碑文楷书。风格浑厚古拙,宽博丰茂。康有为评之为:“隶楷之极则。”1982年藏入碑林第三室。
    《鸳鸯七志斋》藏石 “鸳鸯七志斋”系于右任在上海期间的斋名。于右任为防止中国古代刻石流失海外,将他1924年由洛阳古董商手里买到的320多方北魏、北齐、北周以及隋代墓志从北京运往西安碑林。他把全部墓志辑录成册,名为《鸳鸯七志斋》。鸳鸯七志,实系七对夫妇的墓志,即:元挺及其妻尉玉容墓志;穆亮及其妻尉太妃墓志;元诱及其妻冯氏和薛伯发墓志;元遥及其妻梁氏墓志;元谭及其妻司马氏墓志;赫连子悦及其妻闾炫墓志。其中《熹平石经》《元桢墓志》《元简墓志》《穆亮墓志》《于仙姬墓志》《元遥墓志》《元鉴墓志》《元定墓志》《元诱墓志》《穆亮妻尉太妃墓志》《元诱命妇冯氏墓志》等,均为魏碑书法上乘之作。《鸳鸯七志斋》藏石中搜集的大量魏墓志,为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于右任先生认为,在他所收藏的古墓志中,《元桢墓志》和《元简墓志》属冠亚两方。《元桢墓志》系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刻石,正方形,高宽均为67厘米,志文17行,满行18字,全文285字。于右任赞其书法遵美严整。其石保存完好,字全几无残损,书刻俱佳,属魏体楷书代表作。《元简墓志》系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刻石,残,余右半,仅存8行,满行18字,折断处第8行多字残损。书法严谨大度,笔势有斩钉截铁之感,结体方整端庄,为魏碑楷书之代表作。
    《孟显达碑》 刻于隋开皇二十年(600),碑文记载西魏孟显达参与贺拔胜大破东魏侯景军的战役,并死于北周武成元年(559),40年后隋立此碑。《孟显达碑》书法端庄秀整、体势笔法承魏碑遗韵,启初唐虞、褚先声,系隋朝书碑代表作。现藏碑林第三室。
    《尼那提墓志》 全称《大隋真化道场尼那提墓志之铭》。撰书人姓名不详,墓盖题篆书阳刻3行9字:“大隋真化道场尼墓志。”墓主尼那提法师,俗姓丁,吴郡晋陵人,隋仁寿四年(604)卒,大业九年(613)葬于京兆大兴县高平乡杜原。志文19行,行19字,楷书。书风上承北魏,韵致温雅质朴,结构宽博秀朗。1952年出土于长安县韦曲。
    《智永真草千字文》 僧人智永是王羲之第七代孙,由陈入隋,生卒年不详,会稽人。书法继承家学,成一代名家。曾书写真草千字文八百本,分送江东诸寺各存一本。据载,墨本有四,其一流传日本,称“铁臣本”;其他有“宝墨轩本”“龙师起本”“关中本”,以“关中本”最佳。“关中本”于宋大观三年(1109),薛嗣昌以安崔氏所藏真迹摹刻上石。碑石原在西安西大街迎祥观内,明初移入碑林,现藏西安碑林第三室。
    《孔子庙堂碑》 原碑刻于唐武德九年(626),是初唐碑刻中的杰作。虞世南撰文并书丹,碑文楷书。因书法绝佳,椎拓过多,不久即毁,至唐武周长安三年(703),武后命相王旦重刻,后重刻碑石亦不传。宋初,王彦超重刻于西安,俗称“陕本”或曰“西庙堂碑”,此碑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因地震断裂为二。碑高为380厘米,宽110厘米,34行,每行45字,今存西安碑林第三室。
    《皇甫诞碑》 全称《隋柱国左光禄大夫宏义明公皇甫府君碑》,碑额篆题“隋柱国宏义明公皇甫府君碑”。唐贞观十七年(643)立。碑文28行,每行59字。皇甫诞为隋时尚书左丞,死于汉王杨谅之难,其子于唐时追建。当朝宰相于志宁撰文,欧阳询楷书书丹,楷书笔力劲峭,法度严谨,结体清峻,骨气爽达,堪称楷法之极则。明万历年间(1573—1620),因地震碑有断缺。碑原立长安县鸣犊镇,后移入碑林。
    《道因法师碑》 刻于唐龙朔三年(663)。道因法师为初唐名僧,曾在慈恩寺协助玄奘翻译佛经。此碑是道因法师的弟子为纪念他而建的,李俨撰文,欧阳询之子欧阳通楷书书丹。其书险劲、结构严谨,与其父各臻其妙而又一脉相承,世称“小欧阳”。清杨守敬评曰:“学欧书者,从此碑入手,虽不合时眼,而绝少流弊。”欧阳通的书作传世很少,除河南开封博物馆收藏一墓志外,全国仅此一碑,弥足珍贵,现藏碑林第二室。
    《同州圣教序碑》 刻于唐龙朔三年(663),褚遂良书。碑文序为唐太宗李世民撰,太子李治作记。褚遂良于永徽四年(653)书写过有名的《雁塔圣教序》,此后,刻立于同州(今陕西省大荔县)的称《同州圣教序》。两者相较,各有特色,一般认为《雁塔圣教序》韵致甚佳,而《同州圣教序》骨力较胜。清杨守敬评其特色说《雁塔圣教序》“如烟袅晴空,最善形状”,《同州圣教序》“自有劲拔之致”。褚遂良的书法流畅多姿,气势刚劲,被誉为“笔势如铁画银钩”,一如其人。1982年由大荔移入西安碑林,现藏第二室。
    《御史台精舍碑》 全称《大唐御史台精舍碑铭并序》,唐开元十一年(723)立,崔湜撰文,“梁升卿隶书书丹。梁生卒年不详,善小篆,尤工八分”。唐吕总《读书评》云:“升卿八分书,如惊波往来,巨石前却。”其传世书碑尚有《东封朝观碑》。《御史台精舍碑》书体严谨端庄,笔力沉着劲健,为唐人隶书的代表作。清翁方纲评曰:“唐人小楷,无此题名出色。”此碑保存完好,现藏西安碑林第二室。
    《石台孝经》 唐人所称之石经之一。唐天宝四年(745)玄宗李隆基书写。初立于长安城务本坊国子监太学内(今西安市文艺路一带),唐天祐元年(904)迁至尚书省西隅(今西安市西大街社会路一带),北宋元 祐二年(1087)又移置府学庸(今碑林所在地)。《京兆府新移石经记》载:“明皇注孝经及建学碑则立之于中央,颜、褚、欧阳、徐、柳之书,下迨偏旁字源之类,则分布于许之左右”,“门序旁启,双亭中峙,廊庑回环,不崇不卑,诚古都之壮观,翰墨之渊薮也”。亭上“碑林”二字乃林则徐所书,立在西安碑林之入口处。碑制雄伟壮观,由4块高590厘米、宽120厘米的巨石合围而成,四面如巨柱,碑顶有满雕卷云的双层华冠,下承三层台阶,雕狮形兽及蔓草等饰,系西安碑林里最为雄伟华丽的石碑。碑额篆书“大唐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注孝经台”。碑文内容为曾参记载其师孔子阐述孝悌的言论——《孝经》;由唐玄宗李隆基为之作序、注解并隶书。《旧唐书·本记》载“玄宗多艺,尤知音律,善隶书”。《述书赋》赞他“开元应乾,神武聪明,风骨巨丽,碑版峥嵘,思如泉而吐凤,笔为海而吞鲸”。《石台孝经》书体雍容大度,端庄秀正,加之巍峨的碑制,再现了盛唐气象。
    《肚痛帖》 唐代草书大家张旭书,内容为“忽肚痛不可堪,不知是冷热所致,取服大黄汤,冷热俱有益,如何为计,非临床……”可见是书札之片断。张旭官至长史,善饮酒,行为狂放不羁,人称“张颠”。《肚痛帖》笔意如骏马奔驰,体势似云烟缭绕,世称为“狂草”。自唐以来,书家名儒推崇备至,收藏者皆视为连城之宝。此碑为宋嘉祐年间摹刻,真迹失传。
    《多宝塔碑》 全称《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塔感应碑》。立于唐天宝十年(751)。中唐颜真卿楷书,时年44岁。颜真卿(708 —784),祖籍琅玡(今山东临沂),其五世祖颜之推时迁居京兆万年(今西安市)。真卿字清臣,曾为平原太守,故世称颜平原,又因封鲁郡开国公,世又称颜鲁公。《多宝塔碑》属其早期作品,唐楷名碑,其法度严谨,无一懈笔,秀劲丰腴,骨力遒健。颜体风范已初具楷模。此碑原立于长安安定坊千福寺(今西安市西关),宋时移入碑林,现藏西安碑林第二室。
    《臧怀恪碑》 全称《唐故右武卫将军赠工部尚书上柱国上蔡县开国侯臧公神道碑铭并序》,又名《工部尚书上蔡县开国侯臧怀恪碑》。颜真卿撰文并书,时年62岁。原存陕西三原,现藏西安碑林第三室。
    《郭家庙碑》 全称《有唐故中大夫使持节寿诸军寿州刺史上柱国赠太保郭公庙碑铭并序》,又名《太保兴国贞公郭家庙碑》。系唐朝功臣郭子仪为其家族而立,颜真卿书,时年56岁。书法堪称颜体楷书之代表作,雍容畅朗,笔画丰实。碑原立于清布政司旧址,20世纪50年代初移至西安碑林,现存第三室。
    《争座位稿》 亦称《论座位帖》或《与郭仆射帖》,为颜真卿于广德二年(764)所书。是写给尚书右仆射郭英仪的尺牍手稿,斥责他不应在朝廷宴会上讨好权贵,把大宦官鱼朝恩的座次排在前面。手稿义愤之情溢于字里行间,虽然意不在书,却达到书法艺术的极高境界。宋代书法家米芾认为《争座位帖》是“颜书第一”。清代书家何绍基评曰:“此帖笔法之佳,当在《兰亭》之上。”颜真卿此稿同他的《祭侄文稿》《告伯父文稿》,世称“三稿”。《争座位稿》真迹宋时归长安安师文,安氏以之上石,现藏西安碑林第二室。
    《颜勤礼碑》 全称《唐故秘书省著作郎夔州都督府长史上护军颜君神道碑》,亦称《夔州都督府长史颜勤礼碑》,立于唐大历十四年(779)。颜真卿撰文并书,时年71岁。1922年在西安社会路出土,中断,但字迹基本完好,笔势开张,宽舒圆满,雍容大度,正气凛然。现藏西安碑林第三室。
    《颜氏家庙碑》 全称《唐故通议大夫行薛王友柱国赠秘书少监国子祭酒太子少保颜君庙碑铭并序》,又名《颜惟贞家庙碑》。颜真卿撰文并书,时年72岁。李阳冰篆额,唐建中元年(780)立,是颜真卿为父亲颜惟贞所立之家庙碑。碑文较长,碑阳、碑阴及两侧均刻有文字,计2800多个。李阳冰是唐代最为著名的篆书书家,故碑文、碑额世称“二绝”。此碑亦为颜体楷书代表作,结体端庄浑厚,笔力雄健苍拙。清王澍《虚舟题跋》评曰:“此《家庙碑》乃公用力至深之作。年高笔老,风力遒厚,又为家庙立碑,挟泰山岩石气象,加以俎豆肃穆之意,故其为书庄严端悫,如商周彝鼎,不同逼视。”此碑唐末弃置郊野,宋时移入碑林,现藏西安碑林第二室。
    《三坟记碑》 刻于唐代宗大历二年(767),李季卿撰文,李阳冰书。李阳冰曾得意地说:“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意即自秦朝李斯以后就该数他了。他的话,史实似有应验。观其《三坟记》小篆,确有李斯《峄山碑》《会稽刻石》遗风,笔画圆转匀整,中规入矩,有屈铁琢玉之美。此碑原石已佚,宋代重刻,现藏西安碑林第二室。
    《栖光茔记碑》 刻于唐大历二年(767),李季卿撰文,李阳冰篆书。原石早佚,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吴兴人姚宗萼等好古僧人集资重新刊刻。篆书笔力遒劲,结体茂美。
    《不空和尚碑》 刻于唐建中二年(781),又名《广智三藏和尚碑》。徐浩书,时年79岁。徐浩,颜真卿同时期人。 《旧唐书·本传》载:徐浩“工草隶,又工楷隶”。《唐书·本传》载:“始浩父峤之善书,以法授浩,益工,尝书四十二幅屏,八体皆备,世状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骥奔泉。 ’”现藏西安碑林第二室。
    《回元观钟楼铭》 刻于唐开成元年(836),柳公权书,时年58岁。历代金石著作未见著录。碑文未经椎拓剜刻,原书笔意概存,弥足珍贵。杜甫赞其曰:“多骨微肉”。世人以“颜筋柳骨”并称。楷书的成就至柳公权遂臻完善。1986年于西安南郊出土后,藏西安碑林。
    《玄秘塔碑》 全名《大达法师玄秘塔碑》,裴休撰文,柳公权楷书并篆额。唐会昌元年(841)立,碑额篆书“唐故左街僧录大达法师碑铭”。内容记载名僧大达法师端甫生平事迹。是柳体楷书的代表作,柳体楷书结构严谨,笔法精到,点画撇捺、竖挑钩折讲究,字字清劲爽朗,骨格刚健。苏轼评其书曰:“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其言‘心正则笔正’者,非独讽谏,理固然也。”《玄秘塔碑》现藏西安碑林第二室。
    《圣母帖》 又名《东陵圣母帖》。怀素草书,书于唐贞元九年(793)。碑石刻于宋元祐三年(1088)。怀素,湖南长沙人,幼年出家,深爱书法,年轻时即来长安,曾得颜真卿指点,是继张旭之后又一草书大家,世以“颠张狂素”并称,李白在 《草书歌行》中赞扬他:“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怀素草书连绵流畅,骨格劲健,血肉丰润。此帖是他的上乘之作。藏西安碑林第二室。
    《藏真、律公帖》 唐怀素草书《藏真帖》和《律公帖》合刻于一石,下截并刻有周越跋记及《李白赠怀素草书歌》。怀素草书传世不多,此二帖极为珍贵。西安碑林所藏其刻石,系北宋元祐八年(1093)游师雄刻。笔力瘦劲峻拔,圆转流畅中包含凝重沉着之感。周越跋记评曰:“怀素之书有飞动之势,若悬崖坠石,惊电遗光,壮士拔倒,神采动人,而回旋进退,莫不中节。”现藏西安碑林第三室。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大秦是汉、唐时期中国对罗马帝国的称谓。唐初,基督教传到中国,名为“景教”。其创始人聂思托留于428年担任君士坦丁堡(今之伊斯坦布尔)大主教,主张“耶稣之天主性与人性未尝合成一位,不过附属于其人性。故圣母玛利亚所在只是一位纯人,既为纯人之母,则不可谓天主之母”,所以在东罗马不能立足,而向中亚传布。唐太宗贞观九年(635),聂思托留派教士叙利亚(时为东罗马一部分)人阿罗本等首次来唐都长安传教。唐太宗令宰相房玄龄迎宾入内,敕令各州建立教堂。明天启三年(1623)从周至县大秦寺掘出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称大秦寺为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所建,当时主教名景净。此碑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大秦寺僧景净述,吕秀岩楷书书丹。为基督教初入中国的惟一石刻,原立长安城义宁坊大秦寺。大秦,即东罗马。景教,是基督教的一派(聂思托留派)。碑文叙述了景教教旨、教义以及东罗马的地理位置、山川、河流、物产和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并阐述中国、叙利亚的友好交往与景教传入的关系,碑中有叙利亚文的僧徒题名。明天启三年(1623),此碑出土于西安城西金胜寺,尔后,在中国传教的耶稣教士撰文介绍到欧洲。吕秀岩虽非唐代书法名家,书迹仅此一碑,楷书结构章法疏密得当,文字秀丽。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丹麦人荷尔姆来西安,试图以3000两银子收买此碑,被陕西巡抚得知,即将此碑移入西安碑林,现藏第三室。
    《大智禅师碑》 全称《大唐故大智禅师碑铭并序》,严挺之撰文,史惟则书并篆额,立于唐开元二十四年(736)。此碑是为慈恩寺大智禅师义福而立,义福是佛教慈恩宗第七代传人,开元二十四年圆寂。史惟则是唐玄宗、肃宗时代有名的书法家,尤以隶书著称。宋欧阳修说:“唐世分隶名家者四人而已。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及惟则也。”史惟则的隶书气格高古,严谨厚重,富有新意,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大智禅师碑》在他隶书作品中最为著名,现藏西安碑林第二室。
    《开成石经》 刻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故称《开成石经》,是唐代最完整的一部儒家石刻经书,内容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共12经,650252字,114石,历时7年刻成。清康熙三年(1664),陕西巡抚贾汉复补字,许启业等集唐《开成石经》字样补刻的《孟子》7篇,共70石,同唐《开成石经》合称“十三经”刻石。碑文全用法度严谨的楷书写成,书法多宗欧阳询,也有学虞世南、褚遂良者。书者有四人:艾居晦、陈玠、段绛,另一人名不详。石经初刻成后,立于长安城国子监内,是学习儒家经典和抄录校对的标准。这批刻石,历代颇受重视,保护较完好,现藏碑林第一室。
    《大观圣作之碑》 立于宋大观二年(1108),宋徽宗赵佶撰文并书。赵佶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帝王书画家,他以工笔花鸟冠绝北宋画坛,创造了著名的楷书“瘦金体”,笔画虽细,但刚劲有力。一般横画收笔处顿笔回锋,竖画收笔前先提后按作顿点结笔,撇捺修长飘逸如兰,刚柔相济。此碑原在乾县,1 962年移入西安碑林,藏第三室。
    《淳化阁帖》 北宋初,宋太宗赵光义下诏收集先贤墨迹500余轴藏之内府,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次。从淳化三年(992)开始动工,摹刻于枣木板上,完成后,藏于“秘阁”,故名《淳化阁帖》,又称《淳化秘阁帖》。并拓印墨本,颁赐大臣,因椎拓过多,枣木板出现裂缝,用银钉固之,后毁于火。自宋至明清,翻刻本甚多。明太祖朱元璋封其子朱瑛为肃庄王时,赐给《淳化阁帖》原拓一部,是为“肃王府本”(亦称兰州本)。朱瑛后裔肃宪王朱绅尧请温如玉、张应召双钩刻石,未竟而卒。世子朱识继之,七年完成,称为《兰州淳化阁帖》。西安碑林所藏,是清初长安书法家费甲铸于清顺治三年(1646)根据肃王府本摹刻的,含跋文在内共145石,289面,是为“关中本”,亦称“西安本”,陈列于西安碑林第七室。《淳化阁帖》共10卷,第1卷为《历代帝王法帖》,2 —4卷为《历代名臣法帖》,5卷为《诸家古法帖》,6 —8卷为《王羲之书》,9 —10卷为《王献之书》。摹勒精细,被誉为诸法帖之冠。第1卷有唐太宗李世民书22幅,唐太宗推崇王羲之书法,对确立王羲之书圣地位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也是帝王中继承王羲之书风而写得最好的一个;第2卷有《宣示表》《还示帖》等数幅,据载《宣示表》早在东晋初即湮没世间,而今所见的传为王羲之临本;第3卷有晋代名家索靖、羊欣法帖,另有王僧虔两幅;第4卷有初唐“书法四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法帖,另有李邕、陆柬之法帖;第5卷有卫夫人书、蔡琰书,张旭、怀素草书帖;第6卷至第8卷为《淳化阁帖》的重点,共有王羲之法帖150余幅,其中《儿女帖》《奉告帖》《清和帖》《秋月帖》《小园帖》《长平帖》《都下帖》《飞白帖》《月半帖》《独坐帖》《黄甘帖》都是他的著名书迹;第9卷至第10卷有王献之法帖60余幅,《廿九日帖》《鸭头丸帖》《地黄汤帖》等最有名。《淳化阁帖》虽在编选体例、鉴别真伪方面存在缺点,但仍不失为中国第一部宋人以前历代书法名家之集大成者。
    《七律二首》 为清代摹刻,黄庭坚行书,字迹清晰完整。黄庭坚(1045 —1105),北宋文学家、书法家,宋代书法“四大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之一。现藏西安碑林第五室。
    《游天冠山诗》 《游天冠山诗》24首,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摹刻,为赵孟頫行草书,秀润挺劲,清妙疏朗,并刻有明代书法家文徵明跋。赵孟頫(1254—1322),元代书法家、画家、诗人。此碑现藏西安碑林第六室。
    《前出塞九首》 宋克书杜甫诗,糅合了章草与今草笔法,沉着稳健,笔力含蓄蕴藉。宋克(1327 —1387),元末明初杰出书法家,擅长章草。章草自魏晋以后,几乎匿迹,宋克纳古出新,成为一绝。此碑为宋克身后明成化六年(1470)摹刻,现藏西安碑林第三室。
    《徐翼所公家训》 刻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董其昌楷书。结体优美匀称,笔法温润秀逸。此石现藏西安碑林第六墓志廊。
    《秣陵旅舍送章生诗》 董其昌行书,清代人摹刻。董书天真自然,布白疏朗空灵,对清代书坛影响甚大。清书法家王文治赞云:“书家神品董华亭,楮墨空无透性灵。”《秣陵旅舍送章生诗》给人以爽朗舒畅、淡雅清秀之感。此石现藏西安碑林第六室。
    《千字箴》 清顺治十五年(1686)刻,王铎书。王铎,字觉斯,清初书法大家。当代草书大家林散之《王觉斯草书诗卷》跋称:“觉斯书法出于大王(王羲之)而浸淫李北海(李邕)。自唐怀素后第一人。非思翁(董其昌)枝山(祝允明)辈所能抗手。”《千字箴》系王铎去世后根据其墨本摹勒上石。现藏西安碑林第六室。
    《书画心机》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刻,刘墉书。刘墉(1719 —1804),字崇如,号石庵、青原、日观峰道人,山东诸城人。乾隆年间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等职。《书画心机》书稿是在他身后摹勒上石的。其书法被誉为“精华蕴蓄、劲气内敛、浑然太极、包罗万有”,《书画心机》体现了他字体肥不伤雅、外柔内刚的特点,属行书中的优秀作品。
    《顾夔墓志铭》 刻于清咸丰年间(1851 —1861),何绍基楷书。何绍基(1799 —1873),字子贞,号东洲叟,湖南道州人。他的书法主要出于颜真卿,学颜而又能自出机杼。亦擅长篆隶。《顾夔墓志铭》书体潇洒秀逸。
    《林则徐游华山诗》 刻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5),林则徐做诗并行书。刻石高30厘米,宽102厘米,共书35行,满行14字。是林则徐因禁烟遭谗,被流放新疆伊犁,途经陕西华山时书写。章法疏密得体,结构秀丽多姿,字里行间,儒雅蕴藉。石藏西安碑林第六室。
    《正气歌》 民国27年(1938)刻,于右任书,他时年60岁。这是他提出草书“易识、易写、准确、美丽”四条原则,倡导标准草书以后的作品,《正气歌》草书是典范之作。《正气歌》是南宋爱国诗人文天祥的诗作。于右任广泛吸收古代草书精华,他强调“笔笔皆活”“无死笔”。他的草书生动多有变化。他创造了个性鲜明的草书。《正气歌》刻石现藏西安碑林第七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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