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国民党统治区许多进步的艺术工作者纷纷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随后分赴各抗日根据地从事革命文艺工作。抗日战争阶段,全国各地进步的美术工作者云集延安,延安成为革命美术活动中心。由于战时物质条件困难,制作技术比较复杂的油画、雕塑以及印刷材料锌版、铜版极其缺乏,木刻成了抗战时期整个美术运动的中心环节,木刻的队伍迅速壮大,有力地推动着美术活动。
(一) 鲁艺的木刻

    鲁艺的木刻工作者,一部分是鲁迅先生生前的学生,一部分是“左联”时期木刻运动的骨干。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以后,许多师生深入生活,参加抗日反奸、生产劳动、减租减息和民主建设等实际斗争;有的深入敌后,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一手拿枪,一手拿笔,进行创作活动。古元的《农村小景》及《哥哥假期》等作品,就是在1940年深入延安川口区十个多月,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区乡实际工作以后创作的。胡一川的《鲁艺木刻工作团》,是他1938年深入晋东南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三年紧张的战斗环境中创作的。
    由于印刷条件的限制,鲁艺木刻作品,不能完全依靠当时边区少数的报刊发表。木刻工作者只好经常亲手拓印原版,通过街头画报、流动画展等方式与群众见面。在延安未遭日本飞机轰炸以前,每个城门口都设有鲁艺的大型街头画报,一般是两周一换。鲁艺迁到桥儿沟以后,又在桥儿沟街道设立了一个桥儿沟画报。有时,还利用农村集市、骡马大会或其他群众集中的场所,举办流动画展。有时结合宣传任务,将创作的单幅木刻招贴画配上木刻作品,在街道、村头或群众住所张贴、散发。这些地方也成了鲁艺木刻作品艺术创作的源泉。
    鲁艺木刻工作者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古元的《农村小景》《乡村小学》《结婚登记》《哥哥假期》《减租斗争》《军队生产》《军中学习》《人民的刘志丹》《马锡五审问离婚案》等,成为许多木刻工作者学习的范本。其他新老木刻家的优秀作品有:沃渣的《把牲口夺回来》、胡一川的《不准通过》、马达的《汲水》、邹雅的《破碉堡》、夏风的《车厂》、彦涵的《狼牙山五壮士》、戚单的《打井》、力群的《修纺车》、焦心河的《订生产计划》、张菊的《文化货郎担》、苏晖的《街头画展》、张望的《讨论候选人》、郭钧的《纺纱检查》、刘蒙天的《突破天险腊子口》、苏光的《翻砂》、张映雪的《陕北风光》等,都是反映抗战时期人民革命斗争的珍贵历史画卷。
(二) 鲁艺木版年画与边区新年画

    鲁艺的美术工作者从历代的木版书籍插图、民间木版年画以及陕北民间流行的灶马、门神、皮影、剪纸中寻找契机,创作版画。1939年春节前,沃渣试用民间木版形式,刻出一幅单线条人物(用手工填色)的《春耕图》。这是一幅8开大小的画面,刻着一个扛着犁、牵着牛的边区农民形象。他大胆舍弃自己惯于使用的繁琐背景与人物的阴影部分,主题突出、画面简洁、气氛清新。这一尝试引起鲁艺美术家们的重视。此后,类似作品陆续产生,有江丰的《保家卫国》与《读书好》、沃渣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古元的《讲究卫生》与《拥护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力群的《丰衣足食》、戚单的《学习文化》、彦涵的《军民合作》与 《织布》、马达的《拾粪》、叔亮的《全家福》与《春耕图》等等。
    1942年初,胡一川和木刻工作团从前方带回一批运用民间年画形式创作的木刻作品,引起鲁艺美术家的兴趣,遂组织观摩座谈,交流学习民间形式的经验。1943年以后,边区政府大力推行新年画的创作与出版,其中有许多水印套色木刻年画,是与当地民间刻工、印工合作而成的。有些木刻工作者,运用陕北民间剪纸形式,创作了木刻窗花,和年画一起分销边区各地。这些直接运用民间形式的木刻作品,使木刻创作逐步摆脱长期以来囿于外国形式的影响,减少了中国人历来不习惯的阴影与复杂的背景,反映出简练明快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形成了鲁艺木刻风格的基本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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