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间音乐
    唐代民间音乐的发展,使长安城内斗乐之风大盛。唐《教坊记》载:“凡戏辄分两棚,以判优劣,则人心竞勇,谓之热戏。”唐德宗贞元年间,长安大旱,“诏移南市祈雨,及至天门街,市人街较胜负,斗声乐”。朱雀东街的琵琶第一手康昆仑与西街豪族,“厚赂庄严寺僧”段善本斗艺决胜负。
    唐代民间曲子词流传甚广。敦煌写卷中的“大唐五台曲子六首寄在《苏莫遮》”的题示文《望江南》载:长安京城一沦落妇女以曲江临池柳自喻自怜的心曲曰:“莫攀我,攀我心太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去那人攀,恩爱一时间。”敦煌写卷中1000多首曲子词,其中很多作品出自唐代京畿之地。
    民间音乐的繁荣,促进了歌舞戏的发展。隋时已能见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的戏剧表演在长安出现。唐时“座客千官盛,场开百戏容”的演戏场面已司空见惯。《南部新书》载:“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在这些游人如织的寺庙中上演的主要戏剧有:戴假面具且歌且舞的《兰陵王》;“戏者披发,丧衣,面作啼”的《拨头》;“妻悲诉,每摇顿其身”的《踏摇娘》;以科白为主,间以歌舞的《参军戏》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旱税》。这个戏是804年优人成辅端讽刺京兆尹李实的戏。当时关中大旱,民不聊生,而李实却向当朝谎报庄稼有收。人民只好变卖房屋砖瓦和青苗以纳税银。优人成辅端就利用在皇帝面前演戏的机会,为民抱不平,他一连唱了几十首反映人民疾苦的歌曲。但是,优人抵不过强权,最终成辅端被杀,但他唱的歌却流传至今:“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五硕米,三间堂屋二千钱。”
    唐十部乐所用乐器,按种类分:①吹奏乐器:笙、箫、笛、篪、筚篥、铜角、埙、贝、叶。②弹弦乐器:琴、三弦琴、击琴、瑟、筑、筝、箜篌、琵琶;③打击乐器:编钟、编磬、方响、铜钹、铜鼓、节鼓、腰鼓、齐鼓、檐鼓、羯鼓、都昙鼓、毛员鼓、答腊鼓、鸡娄鼓、王鼓、连鼓、鞉鼓、桴鼓。
    唐代鼓吹乐分为五部:①鼓吹部,乐器有:铜鼓、金钲、大鼓、小鼓、长鸣角、次鸣角,演奏36曲;②羽葆部,乐器有:歌、鼓、箫、笳、于,演奏18曲;③铙吹部,乐器与羽葆部同,演奏7曲;④大横吹部,乐器有:角、节鼓、笛、箫、筚篥、笳、桃皮筚篥,演奏24曲;⑤小横吹部,乐器有:笳、笛、角、箫、筚篥、桃皮筚篥,演奏曲目不详。
(三)音乐机构
    唐代音乐机构设置细密,在皇城太常寺内设有太乐署和鼓吹署,太乐署设令1人,丞2人,乐正8人。太乐令“掌教乐人,调和钟律,以供邦国祭祀飨燕”,并负责对乐舞艺人的训练和考绩,所领乐工、舞郎、音声人11500余人。鼓吹署设令1人,丞3人,乐正多人。鼓吹令“掌鼓吹施用调习之节,以备卤簿之仪”。所领乐工、音声人也有万人之多,并轮值。
    唐初武德年间在东宫内宜春宫之南,建立教坊。教习宫廷燕乐艺人的叫内教坊,后移大明宫东南隅的东内苑。开元二年(714)设外教坊两处。一在延政坊(即长乐坊),称左教坊,以工舞见长。一在光宅坊,称右教坊,以善歌取胜。教坊主要是教习和演奏俗乐。
    开元二年(714)设置梨园,位置在禁苑西南光化门之北,今西安城西北郊白家口村一带,因“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园”而得名。它是皇家音乐舞蹈教习所。《新唐书·礼乐志》载:“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宫女数百,亦为梨园弟子,居宜春院北院。梨园法部更置小部音声三十余人。”
    宪宗元和时期,梨园已废,在西城区太平坊和东城区广化里,各置乐官院一所,“以承梨园之业,专主音乐”。
    另有梨园别教院:隶属太常寺,学习《法曲》或“教供奉新曲”,“别教院廪食常千人”。
    宋以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陕西音乐文化日趋衰落。到明清时期,民歌、戏曲、曲艺、鼓吹乐有所发展。特别是鼓吹乐非常流行,且成为完整的、自成体系的传统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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