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效常
新中国建立以来,镇安的教育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发展,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教育事业的发展,又为经济建设的发展提供了人才。1985年同1950年相比,学校处数由100所发展到877所,增长7.8倍,在校学生由2782人增加到49786人,增长16.9倍,教职员工由119人增加到2819人,增长22倍。这是一个不小的变化。
但是,镇安地处秦岭深山,自然条件很差,交通梗塞,文化教育落后,同全国全省发展的速度相比,仍是很慢的。1985年全县在校学生占总人口的18.6%。除小学入学率达95%以上外,初高中生共9658人,只占总人口的3.6%。玉泉乡四个村,一千多人,仅有两名初中生,全县无高中生的乡竟占8%。现有大专程度的职工508人,只占总人口的1.9‰。
从县、区、乡领导干部的文化结构看,部局级111名正副职领导干部中,大专程度38人,仅占34%;乡级领导干部178人,大专程度6人,仅占3.3%。村级干部文化程度就更低了。据结子乡的调查,全乡15个行政村,机构改革后,30名村支书、村长中,高中文化程度占16%,初中占20%,小学占60%,文盲占3.3%。
从科技干部的构成看,全县有工、农、医工程师级29名,助理114名,技术员319名,共462名,只占干部职工总数的11.76%。而且多集中在医务人员中。
就以征兵来说,也有这种情况。1973年以来,要求农村征兵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一些边远、贫穷的区、乡就达不到这个要求。1983年达仁区共3182户,13783人,县分配征兵任务5名,报名青年186人,除过身体等条件不合格的79人,有87人身体很好但文化程度低不够条件,结果只有3名合格。1984年征兵,全县因文化程度受限而完不成征兵任务的乡竟占10%。看来,搞征兵工作的部门如果不抓教育,不抓卫生,兵源就没有保证。
现在,振兴中华,振兴经济已深入人心。振兴经济靠什么?靠人才。因此,各地为了引进人才,招贤榜在报刊上连篇累牍,一个比一个条件更优惠,不惜重金聘用,大有“得一人而天下治”的气概。这对人才的合理流动无疑是有好处的。但是,科技人员流动无疑又是对贫穷落后的大山区的挑战。在陕西,科技人员愿到陕南者,首先是汉中,其次是安康,再次是商洛。愿到商洛者,首先是商县、洛南,其次是丹凤、商南、山阳,最后才是镇安、柞水。请看以下情况:
1、送不出去。穷山僻壤,文化教育落后。在清代漫长的268年间,镇安只考中6名进士,平均44年出一个,民国38年间,只有两个半大学生(两个本科,一个专科)。解放后的36年,镇安上大专院校的共617人(其中“文革”时期推荐上大学的330人),其数甚微。推荐上大学的多数没有分回来,为什么呢?除了确属国家需要调配者外,有些外县籍者以镇安为跳板,跳出了秦岭深山;也有些本县人,嫌“母亲”丑陋贫穷,挣扎出了“母亲”的怀抱。
2、分配不来。1980～1985年的统计,从人事部门分来的大专学生名额共39人,实际来了8人,只占应到人数的20%。有些外地人,一听到镇安似乎是没有开化的不毛之地,不寒而栗,千方百计找关系,走后门,重新分配到另外的地方去了。
3、引进不来。1983、1984两年,镇安也在引进人才的紧锣密鼓声中,派出一些人到外地“招才进宝”,经过一番艰苦努力,只引进7个助理工程师的技术干部。其中,县办铜矿引进的一位助理工程师,是1968年在西北大学毕业的,家属户口转了商品粮,在镇安工作不到一年,自愿交回了商品粮户口关系,自动辞退了已招工的子女,全家回了原籍。
4、留不住。从1982年以来,全县共放出大学本科、专科的科技人员94人,教育系统从1977年以来,放出大学本专科程度的教师66人,占现有215名大专程度教师的30.6%。再以林业系统为例,1970年以前,共分来大学本科毕业生11人,先后放走8人,只剩3人。要求调出的因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老人、夫妻长期分居,年纪大了,要求“叶落归根”;有的来山区时间长,婚姻问题解决不了,只得忍痛割爱,放回原籍;有的因当地教育质量差,怕把子女再耽搁了。这些也都在情理之中。
怎么办?引进吧,“凤凰不栖皂角树”;靠上级分配吧,愿来者寥若晨星。当然,能引进的人才,仍要不遗余力的引进,为我所用;依靠上级定向培养,多分来一些科技人才,仍是重要方面。今后也不是一个科技人员、骨干教师都不放,如果是“大鹏”,他“展翅九万里”,飞向更能发挥作用的地方,为祖国作出更大的贡献,也应支持。
要治穷致富振兴经济,人才从何而来?这用得上一句古话“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归根结底,要立足于本地培养人才,狠抓基础教育,这是长久之计,是战略决策。
近两年来,各级领导同志对抓教育的认识有了显著提高,并采取了一些实际可行的措施,收到了初步成效。但也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认真加以解决。
首先,努力改善办学条件,狠抓基础教育。山区经济困难,办学条件极差。1981年前,全县40%的小学是:“旧庙、牛棚、危房,破桌、烂凳、黑墙”。1983年以后,在上级的支持下,采取“乡村集资,干部捐款,群众投工投料”的办法,实现了“一无两有”。两年多来,共集资786万元(含投工投料),新建校舍2685间,拆建改建校舍3308间,新制课桌四千多张,课凳七千多条,办学条件有了初步改善。现在农村流行着这样的话:“最好的房屋是学校,最受人尊敬的是教师,人们最关心的是教育质量”。在改善办学条件下,今后要抓住两条:一是还有两千多间破旧校舍,需要量力而行,逐步改造提高;二是中小学普遍缺教学设备、图书、仪器,要提高教学质量,这也是个迫在眉睫的事。
普及小学教育既要抓进度,更要保证质量。“打墙怕坏头一板”,沙滩上很难建起楼房。所以,基础教育很重要。封建社会中了进士的人,首先要拜启蒙老师,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不抓紧普及,就赶不上形势发展的要求。如若基本普及了,不抓巩固,还会走回头路。
第二、合理布局校点,抓好多层次办学。山区教育与平原不同,它受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传统观念等因素制约,可控性差,教育发展难度大。五十年代初,一些人认为镇安人穷,读书识字人少,因而小学发展缓慢,初中也只有一所。直到1958年才办起高中班。“文革”十年中,又忽视了山区的自然条件和学生来源,大搞“区区办高中,社社办初中”,虽然便于学生就近上学,但由于资金和师资匮乏,一些学校学生来源过少,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后,为了集中经费和师资办好重点学校,把某些不该撤并的小学撤并了,或者“戴帽”升级了,又出现了“上学难”的问题。山区为什么大龄学生多?是因为:山区群众居住分散,学校校点分散,学生上学分散;跑远路的学生多,隔河渡水多;有些学生上学有“三怕”:一怕洪水猛涨,二怕野兽出没,三怕坡陡路险;从而一人上学牵动了三条心:家长操心,老师担心,学生忧心。近年来,我们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对小学提出了“四级七类,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原则,即:县管完全中学、职业中学、教师进修学校,以及重点示范小学;区、乡管乡办中学和中心小学;村管村办小学;联办学校由联办村(乡)共同管理。通过对现行教育体制的改革,办学形式灵活多样,初步理顺了教育关系。在“七五”期间既要加快普及小学教育的步伐,着手普及九年制的义务教育,还要调整好职业中学的网点,建立多层次、多学制、多形式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第三、办好教师进修学校,努力提高教师质量。我县的教师队伍中,非师范学校毕业的1635人,初中(含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807人。按进修学校的现有规模,培训一个周期就得8年,显得太慢了,所以扩大教师进修学校的规模势在必行。教师进修学校既要轮训小学教师,又要为九年制的初中段培训师资;既要办长班,也要办短班;既可办多学科的,也可办单学科的。要尽可能在“七五”计划内把现职教师培训成合格教师。
第四、抓紧在职干部教育,快出人才。当前解决人才的难关,应主攻在职干部和农村高初中学生的培训。在镇安这个偏僻的山乡,既要招“女婿”,更要痛“儿子”,绝不能干出“招婿嫌子”的蠢事。要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对在职干部的培养。一是支持各系统、职能部门办学,学以致用。二是努力争取大专院校定向培养的名额,鼓励报考电大和业务系统的学习培养。三是与经济协作单位订立技术培训合同,既办厂,又育人。总之,要坚持“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大力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永久牌”人才,这样就可以收到周期短、投资少、见效快的效果。
第五、要像抓“两个文明”建设那样,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教育,要真想振兴经济,就必须真心抓教育。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指出:“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在全县干部思想上应做到“三个改变”,“三个树立”。即改变把教育同经济建设割裂开来的做法,树立搞经济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思想;改变认为教育周期长,远水不解近渴的短浅认识,树立教育投资是效益最大的投资的思想;改变发展教育只是教育部门的事,树立各行各业关心支持教育发展的思想。各级党政领导都要为教育服务,当好“后勤部长”。“后勤”一定要勤,要勤想、勤去、勤问、勤于解决问题。只空喊不实干的人,不是真正关心教育的领导者。
清代文学家龚自珍说:“我劝天公重抖数,不拘一格降人才”。现在能否这样说:“我请人们重认识,不拘一格育人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谷城说:“人才不是从天降,教育还需猛着鞭”。全国对教育还要“猛着鞭”,我们贫穷落后的山区更应鞭上加鞭了。
注:作者系本县人,曾任镇安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镇安县委副书记,镇安县代县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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