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城县通讯联络概况（2）

第三节 事件新闻
    “蒲案”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蒲城教育界在同盟会领导下，组织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学生运动，遭到知县李体仁的残酷镇压，以后称这次事件为“蒲案”。“蒲案”发生后，同盟会即通过各种关系，到处呼吁，组织师生到各地串连发动，掀起巨大声援怒潮。省城各学堂一致罢课，推选代表，向巡抚衙门请愿；上海、北京及日本东京陕籍学生和在京官吏，也呼吁声援蒲城学生。在上海读书的同盟会员杨叔吉，编写新闻稿在《舆论报》上发表，揭露“蒲案”真相。中外报纸也纷纷发表评论谴责清朝当局。旅日陕籍留学生李元鼎以“大无畏”笔名在《夏声》杂志上发表《蒲事感言》和《陕西学界与蒲令毁学事故》两篇文章，历数蒲城知县李体仁摧残教育，毒害师生等罪状。《夏声》杂志在第九号上还刊出《蒲案贿赂公行报告书》和《陕西藩、学、臬三司会议分别拟结蒲城知县李体仁毁学一案驳议》两文，尽情揭发清朝地方官吏与劣绅勾结，受贿卖法，极力包庇李体仁、原烈的罪行。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迫使清政府迅速作出反应，在《宣统政纪》第四卷上刊载主持朝政的醇亲王“御批”：“着恩寿按照所呈各节，秉公确查，认真究办，据实具奏，毋稍回护。”宣统元年（1909）第一期《陕西官报》上刊登陕西巡抚恩寿处理“蒲案”的奏折。斗争取得胜利。
    《苦难的一角一—蒲城》 系民国37年（1948）10月刊于重庆《大公报》的一篇长篇通讯。上海、天津、香港等地的《大公报》和陕西三青团主办的《建国日报》均予转载。这篇报道，是当时任重庆《大公报》发行人兼经理王文彬（笔名问津，蒲城翔村人）回乡时目睹悲惨现状所写的。文中沉痛地写道：“深感过去苦难最长久，目前形势最严重，还要算蒲城。”县级官吏乘机贪污，不断勒索榨取，人民敢怒而不敢言。”揭露了县级行政的腐败和官吏虚报冒领，搜刮民财，压榨、残害百姓的事实，“吁请政府注意这苦难的一角，设法减轻人民的负担。”在当时消息闭塞的蒲城，这件重要的新闻报道，引起非常广泛的影响。
    《雷昌恩发家走的哪条路》讨论 这是由《陕西日报》针对本报1951年4月14日一版发表一篇关于雷昌恩种棉花发家致富的报道，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的一场群众性大讨论。历时三个多月。雷昌恩是蒲城县苏坊乡姚古村人，县农民代表。1951年3月15日，在蒲城县农民代表会上，介绍了他种棉花的经验和他由于种棉花过上了好日子，生活一年比一年好，成份也上升成中农。他还拿出一部分粮食，借给贫苦缺粮人家度春荒。县委干部冯庄将这一情况整理成稿件寄往《陕西日报》，报社经修改后刊用。后来各地批判埋头生产，不问政治的倾向，《陕西日报》又以此为典型，于同年9月5日，发表题为《请大家来讨论雷昌恩发家走的哪条路》的社论，指出：“这篇新闻，虽然只有短短两百个字，可是里面有很大的错误。”“在不少农民和干部当中，也有这一类糊涂思想。”“为了教育我们办报的人，同时也为了教育广大农民和干部，”号召大家“来讨论这篇新闻，把错误弄清楚，把思想弄端正，好走上正路，发家建国过好日子。”当天，又以编辑部名义，给各地读报组、农业劳动模范、农民代表、各级干部和记者、通讯员发信，对“怎样讨论？讨论什么？”作了具体安排。先以一个月时间，在农民群众中解决埋头生产，不问政治的倾向；再以两个月时间，在各级干部中讨论，解决忽视政治思想工作和部分区乡干部退伍回家、埋头生产等倾向。展开讨论之后，县委于9月19日召开各方面人士59人参加的座谈会，并派通讯干事协同《陕西日报》记者到雷昌恩所在地姚古村帮助讨论。经过讨论，在报纸上发表了雷昌恩“检讨只顾埋头生产，不顾国家利益的思想”的文章及县、区、乡农协会的检查。11月6日，发表中共蒲城县委《缺乏政治思想领导是许多毛病的根子》的文章，12月24日，报社以编辑部名义发表长篇文章，对这次讨论作了总结，指出：“农民应当走合作互助的道路，才是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土改完成以后，在农民群众中，确实普遍产生了埋头生产、不问政治的思想。雷昌恩的思想，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这种思想，根子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底子是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单位，所以农民从来就只看自己一家一户的利益。”随着讨论不断深化，雷昌恩思想成为人们批评不问政治的代名词。此后雷昌恩在一些政治运动中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并株连了家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1980年被选为第九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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