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仓区金融（3）

    1977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发出大抓储蓄宣传，积聚闲散资金，支援四化建设的通知后，本县利用广播、板报等进行广泛宣传，全县居民储蓄总额1978年比1976年增加188.3万元。年末存款余额由1976年1026万元上升到1513万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金融干部坚持“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原则，贯彻为储户服务、为储户负责、维护储户利益的精神，加之国家多次调高利率，储户增多，存款额逐年猛增。1989年，全县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28420万元，比1978年增加17倍。
第四节 信用合作
    信用合作，是劳动人民或居民联合经营信贷业务的组织。民国二十九年(1940)陕西省合作事业管理处设立后，各县遂即设立合作指导室，在农村开展信用合作事业，但资金来源多为摊派，不是自觉自愿，无群众基础，旋相继解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人民政府为打击和消灭农村高利贷，从1953年开始，在国家银行领导下逐步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通过储蓄、信贷调剂资金、解决群众生活和生产上的困难。到1955年，全县103个乡（镇）基本上都设有信用合作社组织，社内由入股者（称“社员”）民主选举产生管理机构——理事会，设理事主任、会计和监事主任以及委员。主要业务是宣传和发动群众入股，扩大股金，吸收储蓄存款，发放农民生活和生产借贷，支持农民发展生产。
    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农村信用合作社机构变化较大，此年县制撤销，详情无考。1961年县制恢复后，全县有信用合作社38个，并在生产大队设有413个基层信用合作站，脱产培训业务干部82人。是年底，全县拥有股金20.4万元，各项存款余额达到771.4万元，累计发放各项贷款64.1万元，盈余11.2万元，公共积累14.7万元，无一社（站）亏损。到1964年，全县38个信用合作社在股金未变的情况下，除1社亏损1.7万元外，其余社均有盈余，公共积累已达到42.5万元。
    1965年，信用合作社业务在“四清”运动中，经营很不起色。是年，有3个社出现亏损，全县盈余额减到9.1万元。
    1966年“文革”动乱开始后，本县信用合作社（站）处于名存实亡状态，群众性信用合作组织逐步被改变为官办的基层金融机构，取消社员大会制度，对入股社员股金长期不公布、不分红、不付息，造成部分社员退股，社（站）经营亏损。据1976年统计，全县38个公社信用合作社、510个信用合作站共有社员人股股金18.7万元，资金有余社20个，其余社经营困难较多，有5社亏损，年盈余比1961年减少1.1%。
    1977年、1978年，信用合作社在拨乱反正斗争中逐步好转。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县农业银行体制恢复，从1983年4月起，对官办信用合作社进行体制改革，恢复信用合作社群众性组织本来面目，民主选举产生理事会组织，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当年新扩股26214户，使股金由原来18.7万元增加到24.7万元，盈余32万元，公共积累达214.7万元，亏损减少到0.02万元。股金逐年扩大、增多。
第五节 信贷
    信贷，是银行支持企业生产、流通的一项重要业务。民国以前，本县信贷主要是以民间借贷为主。放债者，县城多为钱庄、银柜和巨商，农村为地主、富农及豪绅；借债者，多为小商小贩和农村贫苦农民。借贷形式有两种，一为高利借贷，利率不等，期限不一，月息15%，高者达20%，借贷时先立契约，逾期不还，利上加利（俗称“驴打滚”）。在城镇计利一般不论分、厘，以日计息，每100元日息达1～3元，此种借贷时间短、利率高，盘剥为最，瞬息之间即子过其母（习称“兔娃钱”）。民国十八年(1929)和二十一年(1932)是本县大灾之年，豪绅地主趁人之危，以谷物放债，春季每石以30～50%利率放出，秋后收回1.3～1.5石。此种借贷迄本县解放，较为兴盛。二为互利借贷，不计利息，多在农村。其形式有二：一是以村或宗族为单位，邀亲朋故友成立脚起会，由发起人担任会首，约定每月、季、半年或一年聚会一次，参加者各捐一定数量会费，会员遇婚、丧、嫁、娶、修建等困难，经会首同意可轮流借用，以解燃眉；另一种为亲朋好友、东邻西舍互借。此种形式，在县境城乡沿用最广，至今从未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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