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戬(1030—1076),字天祺,北宋时关中眉县人。张载之胞弟。幼年庄重老诚,不善嬉游。稍长,酷爱读书,不喜为雕虫之辞以从科举。父兄告诉他,古人云:“做官不是因贫穷,但有时确因贫穷而不得不为官”,他才勉强应试乡贡。20岁后登进士第,步入仕途,先后任陕州阌县主薄、普润县令、秘书省著作佐郎,知灵宝、渠州、流江、金堂等县事,改转为太常博士、监察御史裹行、知公安、蒲城县事,改夏县转运使举、凤翔司竹监。史书称他“爱民以诚,济济有术”。他以恻怛之心深切关怀人民的疾苦,向往古代夏禹、后稷的为人:“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将人民不得其所,看做是自己没有尽到责任。他作县官总是先调查了解一县的风俗人情,发现重大问题立即认真研究解决办法,尽力去做。
在代理蒲城知县时,了解到这个大县百姓性情强悍,好争意气,斗殴、诉讼、偷盗、抢劫行为比起临县都要多。以前的县官一贯采用严苛的法律禁令加以惩治,而一些作奸犯科之徒,投计取巧,变本加厉,越发猖獗。戬到后,从治本上下功夫,放宽禁令条例,恳切教导,让人民理解逞凶使气违纪、犯法,损人利己,甚至两败俱伤,正大光明的人决不为此。有人争讼到了县庭,他必根据道理,深入剖析是非曲直、祸福利害,使人不犯法违令。他经常召集父老谆谆劝说,让他们教导子弟读书明理,自省过失,勤勉奋发,进取向上,羞作下流败德的事;又制备“记善薄”,凡百姓有小小的善行,即时予以登载,用以鼓励人民。他还仿效兄长任县令时的做法,捐献薪俸,具备酒食,于每月的良辰邀请邑之高年,聚会县衙,嘉勉慰劳,让他们的子弟陪伴侍奉,以此教导敬老之道。仅咒个月,很多人深受教育,孝悌礼让,风俗大变,狱讼顿减,收到了极好的社会效果。
戬以后调到夏县,该县民情号称“健讼”,难于治理。他到任后,从不轻易怀疑人们的行为动机,始终抱定勉人向上,与人为善的态度,尽心开导教诲,决不以小恩小惠笼络,诚恳劝导他们从善去恶、改过自新。许多爱好诉讼的人受到教育,都谢罪引退,不再横生枝节、无理取闹,夏县的社会秩序变得异常良好。
当灵宝的百姓知道朝廷派出考核官吏治绩的使者经过时,围住使者请求说:“现在夏县的张公是我们从前的好父母官,恳祈天使怜悯我们百姓,将他调回!”使者高兴地倾听他们的意见,如实向朝廷汇报。当张戬离开夏县时,百姓四出远道相送,交通为之阻断,无法行走。父老们说:“以往许多人认为我们县的百姓不善良,喜好诉讼。可是自从张公来治理之后,诉讼的事大大减少,几乎绝迹。只有张公了解和相信我们县百姓是不喜欢诉讼的啊!”
戬刚正不阿,尽职尽责。在作御史时,神宗问他治理国家之道,他强调在上者要勤政爱民,以身垂范。皇帝认为极其正确。这时适值王安石变法,题目虽正,但问题很多。特别是一些小人沽名引进,借机渔利,使下面许多措施扰害百姓。他勇于上书,陈诉利弊,请罢除条例司,追还高平使者,弹劾一些人遇事不置可否,不能持正救偏;一些人左右摇摆,缺乏独立见识;一些人相互勾结,彼此包庇;还有的用奸邪谄媚的手段,巴结上司,窃取谏官位置;有的本是刻薄残忍的小人,却善于花言巧语,玩弄经书辞语,装饰自己的文章,这样的人怎么在皇帝左右当言官呢?所有这些奸诈邪僻之流统统应该流放远方。他不仅三番五次上书说理,并且亲自去宰相府仗义执言,与王安石辩论。王很执拗,用扇子掩着面孔嘲笑他。他仍奋然讲:“我是天生狂直的人,应该遭到你的嘲笑。可是天下嘲笑你固执,而你觉得自己什么都好,违反群众意愿的事有没有呢?你大概不知道吧!”于是告了病假,等待处分,终于被罢免了御史职务。他被黜退之后,从不将奏章的底稿让人看,也从不对人讲自己是无罪无辜的人。众多的人听到他的做人准则,起初觉得高不可攀而畏惧他,后来认识到他处事忠厚,就很佩服他了。
戬严于律己而以忠厚诚恳的态度待人接物,从未迁怒别人;乐于称道人的善德,鼓励其上进;不断检查自己平日的思想言行,小有差错,必定认真改正,决不再犯。对胞兄极其敬爱,对贫困姻亲尽力周恤。在任司竹监时,全家不食竹笋。他在将要离任时,看见平日颇为爱护的一个小卒,盗拾笋箨,即对之加以处分,一点不徇情宽恕。处分之后,待之一如既往,毫不介意,同辈都佩服他谨慎的操守和宽容的度量。
张载常对人说:“吾弟德性上的优点是吾所不及的。他勇于任事,处身正道直行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可与孔子门人中子夏相媲美。有这样的弟弟,吾辈之道将得以发扬光大,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当时的人对他们兄弟很尊重,称为“两张先生”。
张戬于熙宁九年(1076)先于胞兄一年而辞世。他的著述有《丧服纂要》九卷,《语录》三卷,《经学理窟》三卷等。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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