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大跃进”的回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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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至1960年持续3年的“大跃进”运动，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从1959年至1961年，我国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这3年中，全国人民是勒着裤腰带过日子，连周恩来总理也提出不吃肉和全国人民一道渡过和战胜困难。就在我们铁佛公社的种猪场死了一头种猪，猪场将死猪肉还送给县委书记阴汝平和沙景玉副书记各二斤，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这三年里困难程度一两件事还无法说清，当时一切都是分配制度，实行定量，凭票证供应，上至国家的粮、棉、油、盐、肉、烟、酒，下至地方的小菜也凭票和购物本供应。当时汉阴流传着“一担萝卜的干部”，指一个干部一月30元工资，只够买100斤萝卜（当时国家供应定量米才1角多一点1斤），所以不少家在农村的干部纷纷申请要求回家种地，我们铁佛公社就有五、六个回了家。铜钱管区文书黄宗燕申请都不写自动回家种地，工资也不领，干部也不当而自行离职。全国布票标准1人1年3尺，2个人的布票买的布才够缝一条裤子，有一年1人只发1尺8寸布票，所以外国人以此诬蔑我们中国人两个人穿一条裤子，人们穿着常以“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传统教育孩子们，有一次孩子们用5角钱在街上买了个柿子，我还将他教育了一番。对这些情况我们当时各级还宣传形势大好，对造成的困难原因，推到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的头上（对原苏联我们将其称修正主义国家）。从我们铁佛的具体情况来说，由于群众缺吃少穿，日子过的特别艰难，特别是缺粮。那时提倡低标准，瓜菜代，连我们干部口粮从统购订为一人一月30斤也减到24斤，我们还推广“二两粮吃饱饭”的经验，这就是用二两包谷面掺合磨成粉的苞谷芯、绿豆壳发酵蒸馍吃，我们为此召开现场会进行宣传推广。群众也想办法找野菜、草根、树皮加点粮作稀糊吃，还有人挖观音土吃，吃的拉不下屎，有的吃野菜而中了毒，我们还派医生去抢救；穿的不少人是筋挂筋，出不了门，蹲在火炉旁烤火，腿上烤的起泡，由于饥饿，凉冻，不少人得了干瘦、浮肿病。作为一个出身不好的公社领导，我最担心的怕饿死人。所以对出现的干瘦浮肿病人特别关心照顾，要求基层要申报，逐级登记造册，生活上加以优待，一人一天一斤粮，另加油和糖，还给每人供给由米糠、黄豆粉加糖混合的营养粉，对严重病人和家庭特别困难户的干瘦浮肿病人，集中到管理区集体办灶，由护理人员和医生共同护理和治疗。仅鹿鸣管理区就集中了20多名干瘦浮肿病人，持续两个多月，各管区我都亲自去看望和检查数次，帮助解决问题。由于我们各级层层负责，领导重视，认真负责，措施得力，我们地区没有出现像漩涡区死1600多人的事件。
　　
　　大跃进的3年，是轰轰烈烈的3年，也是人们难忘的3年。大跃进中以高指标的虚报成绩，浮夸成风危害性极大，人民公社和食堂化运动，以一大二公的共产主义思想，开始吃饭不要钱，收自留地、耕牛和猪归集体，割资本主义尾巴，进行一平二调，刮起共产风，严重挫伤人们生产积极性，使农牧业发展受到影响，在大炼钢铁运动中，瞎指挥，将成片林木整块砍伐烧黑棒，接着又是生产自救，毁林开荒，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这些做法违背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造成了巨大损失，其结局给我们国家带来了3年困难时期。面对这3年困难造成的原因，从中央到地方的口径一直说是苏修逼债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并教育动员人们勒紧裤带过日子，而且常常对此形势，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比喻肯定形势大好。那时人们包括我在内出于共产主义信仰，对共产党的忠诚，对中央领导人集体的信任，而豪无怨言和坚信不移，并教育和带领大家克服和战胜困难。后来刘少奇同志到湖南老家44天的调查研究体验群众生活，根据群众意见撤销了食堂，允许三自一包和扩大四大自由等做法后，我们所在地方也开始下放和扩大自留地，允许开荒化养猪的饲料地，放宽了政策，使农村生产和群众生活逐步恢复到以往正常年代。
　　
　　1962年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县委书记7千人会议（汉阴县出席会议有阴汝平、沙景玉），据说毛泽东会上作了检查式的讲话，刘少奇代表中央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其中对三年困难时期说：“我国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造成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实事求是的将三年困难时期造成原因有了正确统一认识，同时会上刘少奇对党内政治生活、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等存在的问题，也作了重要论述。会议精神得到干部群的拥护。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和形势有了正确的看法。对三年大跃进中瞎指挥、人民公社化、食堂化和大炼钢铁等运动带来的浮夸风、共产风的后果，人们记忆犹新，其教训值得人们深刻的记取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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