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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故乡几十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家的次数愈来愈少，可还是常常记着故乡村庄的。年前，回家给父母上坟，顺便在村子里转了转。
在我的记忆中，故乡村庄还是挺大的，人口也委实不少。全大队由七个自然村组成，六百多口人，占据着方圆十余华里地盘，村人们就在这块土地上闹腾着世事，倒是蛮红火热闹的。
那是大集体时代，一切都是统一管理。统一学习开会，统一修田打坝，统一积肥耕作，统一收割碾打，统一记分分配，统一上工收工……书记、队长一声令下，大家只按要求动作就行了。
农忙时，以春种夏锄秋收为主，而农闲的冬季，队里往往将男女劳力组织起来，集中到一条沟里或一座山上，不是填沟造地，就是劈山修田。工地上彩旗飘扬，歌声嘹亮，尘土飞扬，人来车往，一派繁忙景象。我不知道村人们哪里来的劲头，早上一顿熬酸菜蒸糠窝窝，硬要撑到太阳落山才能回家吃饭。整整一天，只是中午就地稍事休息，但并不食午饭。除此而外，都在忙碌地劳动着。村人们已习惯了这种生计，竟然毫无怨言，也不偷懒，一个劲地埋头苦干。有的寒冬腊月穿着单衣，挥舞着铁䦆，汗流浃背，有的干脆脱了上衣，光着膀子大干，那劲头真有“敢叫日月换新天”之气魄，令人热血沸腾，催人泪下。
临近年关或过罢年正月，大地尚未解冻前，往往是积肥送粪的好时节。队长引领着众男女（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些学生娃娃）将牛圈、羊圈、驴圈里的粪土挖起来，把场禾旁的杂土铲起来，装在筐子或口袋里，一筐一筐、一袋一袋背到山里，堆成堆，浇了水，外边再裹上泥巴，进行沤制，为开春耕作做准备。那活儿虽然又苦又累，人又饥又渴，但因为是集体劳动，男女一起，相互嬉戏，热热闹闹，早把劳苦饥渴抛在脑后。
当然，农闲季节，村人们也忘不了娱乐。娱乐的主要形式是闹秧歌。有时在腊月，有时在正月。乡下人一代教给一代，似乎都会闹秧歌。稍一组织，简单地走走场子，一支男女老少几十人参与的秧歌队就闹腾起来了。乡里人不同城里人，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涂脂抹粉、百般打扮的条件，一切因陋就简，穿了红袄子、绿裤子、花鞋子，扎了长辫子，两个脸蛋上随意抹上两疙瘩红，手里拿了扇子和红绸带，就扭达开了。伞头呢，往往是由村里那些半老汉狂人来担当，头上拢着白羊肚子手巾，腰里扎着红腰带，高擎着一顶五颜六色、土洋结合的大花伞，身子扭动得像水蛇一般，引领着秧歌队不断变换着队形和花样；那些爱丢狂的人，或男扮女妆、或女扮男妆，脸上画得挖眉二道，耳垂上吊着棉花蛋，手里提着瓢葫芦或旱烟袋，使出浑身解数，百般献媚，惹得观众捧腹大笑。那些二不愣子后生呢，自然也就充当起了锣鼓手，他们使出吃奶的劲儿，猛烈地击打着，把整个村庄震荡得地动山摇。乡村人家一般讲究，村里每年应动动锣鼓家具，让秧歌队在院子里转一转，誉为“踩院子”，这样一年四季就会平安大吉。所以，村里一旦组织起了秧歌队，除了集中闹腾外，往往还要一户一户“踩院子”。秧歌队来到家院里，首先红红火火地闹腾上一阵子，然后由伞头根据这户人家的光景和人丁，即兴编唱几首祝福道安的秧歌，主人便会笑盈盈地拿出糖果、瓜子、香烟来招待，有条件的还要给秧歌队管饭，以表达感激之情……
还有，夜里开会。一村人集中在村里大户人家的窑洞里，学文件、念报纸、传达上级指示、合计村上的大事小事，气氛既严肃又活泼。还有“抬楼子”祈雨。还有冬天夜里一群人凑在一起说古朝、听说书等等。至今仍历历在目，倍感亲切。人们似乎适应了这种生活方式，满足了这种生活现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倒觉得蛮自在的，哪管外面的世界了……
可是，几十年后的今天，乡村里这种场面、这种氛围很难再现，有的地方甚至没有了。乡村外流人口很多。先是有点文化、有点头脑的年轻人，再也抵挡不住外边世界的诱惑，再也不愿下死苦了，走出村庄，离开土地，或外出打工，或做起买卖，或当了小包工头，不几年就变成了城里人，发家致富了。后来，不少村人，包括一些上了一定年纪的人，看到外出人的生活过得是如此幸福美满，就再也在乡村里待不住了，也靠着自己的一技之长离开了村庄，各奔东西，到外面闯荡世界去了。有的干脆举家搬到了镇街、县城，甚至市里、省城去住，使得故乡村庄人口愈来愈少，有的村庄甚至成了“空壳村”，显得很是荒凉、寂静。即使村庄里还有一些人，也都是些老弱病残之人，知道外出派不上什么用场，只好待在家里，靠种几亩薄地、养几头牲畜和政策性补贴为生，艰难地度日等老。前不久，我碰到乡下一个同学，他唉声叹气地对我说，现在农村遇到“白事”，连抬杆打墓的人都凑不齐了。
大哥和大嫂现仍住在村上。他们之所以没有离开村庄，主要是大哥一直担任着村党支部书记，责任在肩。同时还要照看老坟，我们敬爱的父母已长眠在了这片土地上。另外，一生与土地为伴的大哥，压根舍不得离开这片土地，过不惯城里人的生活。
我问大哥：“现在村里住有多少人？”
大哥说：“不上一百人。”末了，他进一步补充道：“有的自然村剩下三五户，有的只留一两户，个别村子一户也不住了。”
“噢，也就是说比原来村庄里住的人少了百分之八九十！”我自言自语着，“难怪回到村里冷冷清清，半天碰不到一个人。”
我又问大哥：“种地收成咋样？”
大哥说：“不怎么样。且不说旱涝问题，单从下种来说，随着退耕还林后植被的恢复，野鸡野兔多了起来，下到地里的种子还没等发芽就被那些野物刨得吃了。就这，种了吃，吃了种，作务一茬庄稼，有时会反复好几次！”
晚饭后，我毫无倦意，就让大哥领着我到村庄里走走看看。说实话，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村庄是很有感情的，那山那水那路特别是那人，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常常想起来是那样的熟悉和亲切！
走到每户门前，我不由自主地唤起主人的名字。我叫二猴，二猴不答；我唤虎娃，虎娃不应；我喊成仁，成仁也没有回声。“保生呢？保生的父母呢？”他们好像压根就没有听到我的呐喊声，满村庄悄然寂静，只有我的声音四处回荡。
大哥分明已感到了我的困惑，便应答说：“不要喊叫了，他们早就离开村庄了。”
“去哪里了？”我急切地追问。
“二猴上了内蒙，虎娃下了延安，成仁一家住在了县城，保生一家也迁到了市区，而他的二位老人早就不在人世了！”
大哥的一席话，让我很是吃惊。我正在发愣时，大哥接着话茬：“看来咱们这里没办法生活了。你们都住在城里，过一段时间等我把村支书辞了也要进城住的。”
“那父母的坟谁照看？造下的黑压压的林子谁管护？所承包的土地谁耕作？”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唉！”大哥喃喃地说：“走一步看一步吧！现在村庄都快消失了，人都往集中居住区转移，看来谁也阻挡不了这种势头。关于你说的那些问题，后边再说吧！”
是呀，谁也阻挡不了这种势头。我不知是喜还是悲，半天回不过神来。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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