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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的文学艺术起源甚早。在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收录了有关周秦故地的民间歌谣。战国末年，秦国丞相吕不韦约集门客共同编写《吕氏春秋》（又称《吕览》），被称为杂家的代表作。李斯、韩非的政论文章，如《谏逐客书》、《说难》等，亦成为法家的典范作品。
两汉时期，在文学、史学领域，班氏家族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席位。尤其是班固的《汉书》，堪称史事与文学相结合的典雅之作。
魏晋以下，地方作者也层出不穷。特别突出的是，前秦女才子苏蕙创作《璇玑图》，西魏政论家苏绰擅长制诰文，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上均倍受青睐。
隋唐之际，咸阳地方文学艺术受京畿文化中心的影响，发展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峰。武功人富嘉谟与文学家吴少微开创了“富吴体”，反对南北朝以来萎蘼不振的文风；苏颋与政治家张说并称“燕许大手笔”，在制诰文风方面，形成了迥别习俗的独特风格，受到朝野欢迎。中唐六窦的诗歌创作、皇甫枚的《三水小牍》，在唐代文学史上也有重要位置。
宋元以后，咸阳地方文艺的发展脱去了帝都氤氲，其地方性开始凸现出来。宋代文学家张舜民破声律之藩篱，独好乐府，有《画墁集》传世；金代道教全真派鼻祖王重阳，颇好填词，仅《道藏》和《全金元词》中，就收录了670余首词作。明代状元康海作为“前七子”之一，积极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古文运动，但其诗作却受苏洵影响较大；明末进士温纯雅好文艺赏析、选批，其后裔对三原文化界影响至大。
进入近代，以著名教育家刘古愚为代表的维新人物，从民众教育入手，在陕西地区开辟了新的文化风气。其追随者如于右任、吴宓等直传、再传弟子，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发挥了显著作用。民国以后，以冯润璋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创作了许多批判现实的文艺作品；以李敷仁为代表的民俗作家，和以范紫东为代表的戏剧作家，均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
建国后，在地方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级文化管理部门逐步建立，管理制度也日益健全。在50年代和80年代，咸阳地区文学艺术创作出现过两次大的热潮。以咸阳陵照“五一”俱乐部为代表的民间文学，以邹志安、库淑兰、李若冰、冯日乾等为代表的小说、剪纸、散文和杂文作品，均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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