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以哲，字鼎芳，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生于黑龙江省宾县。他中学毕业后，投考河北军官学校第8期步兵科就读。毕业后，历任东北军军士教导队排、连、营长等职。民国14年(1925)，晋升第39团上校团长，次年继任张卫队少将旅长。民国17年(1928)初，王被提升为第19师中将师长，同年七月改任第1旅中将旅长。东北“易帜”后，王任陆军独立第七旅旅长，驻守沈阳。民国24年(1935)夏，蒋介石驱使东北军开赴陕北继续剿共。67军尾追红25军，辗转陕南、陕北等地。王于8月率部住洛川县城内柳营（当时习惯称窑院，今县检察院内）。9月下旬，王部属110师师长何超率部在劳山湫沟沿中红军埋伏，全师履灭，师长被击毙。10月，王部107师619团在甘泉榆林桥被歼，团长高福源被俘。11月，直罗镇战役，57军109师及106师一个整团被歼。红军经二万五千里长征来陕北，连续三次战役的胜利，给张学良、王以哲将军莫大震惊。
    民国24年(1935)夏，王以哲的朋友杜重远办《新生》杂志，宣传抗日救国思想，被当局逮捕判刑。同年，爆发“一二·九”运动，全国兴起救亡新高潮。在时局推动下，王以哲接受进步朋友和中共地下党员孙达生等劝告，认识到只有停止内战、全国全民总动员、联合各派共同抗日，中国才有出路。
    是年底，红军不究既往，释放了被俘的高福源团长。高返回东北军即向王以哲晓以抗日大计。王密送高去见张学良，陈述共产党抗日主张，使张有所接受，张对王以哲与共产党的交往有所默允，从而开始了东北军与红军的秘密交往。
    民国25年(1936)初，张学良在洛川设立前进指挥所，首先与王以哲商讨东北军的去留大计，密托王设法沟通与红军的联系。2月25日，王以哲在洛川城内柳营会见了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和苏维埃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等，双方就红军与67军局部合作达成口头协议：在政治上，王赞同红军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军事上，确定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在经济上恢复红白区通商。这是红军和东北军第一个停战互助协定。按照协定，红军秘派政工人员赴洛川专区协助工作（专员曹国华曾在杨虎城部任旅长），而67军热诚接待。红军在后子头村设合作社，沟通红白区贸易。红军政工人员，曾在洛川第一高小演讲，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课余组织学生排练文艺节目。王以哲曾在洛川第一高小向学生两次讲话，鼓励学生奋发成才，为民族事业献身，并向专员曹国华和县长建议从财物上资助教育事业；王同教育科长安万章经常接触，并和校长杨向之交谈学校工作。王以哲对官兵进行爱国教育，67军士兵都会唱《流亡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美丽的大豆和高粱，那里有无穷的宝藏……”唱时声连泪、泪连声，怨忿而思乡。红军将领徐向前，常带战士于洛川四处游击，红军战士借机向东北军士兵喊话：“我们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这些都激起了东北军将士的抗日决心。
    张学良、王以哲将军对士兵极为关怀，在南京政府减饷的情况下，天冷时，给士兵每人发一件皮背心，士兵常摸着背心说：“这是副司令发给我们的，多漂亮。”长官怜悯之情、关怀之心，战士由衷感激。同时，67军军纪好，爱百姓。
    王以哲将军体恤民情，关心生产，常穿便衣于街市和老者交谈，问“收成如何？生活怎样？这里是否能种东北的高粱等。王将军身高体大，额宽脸长，左目有疾，着便服时，身穿长袍，多系灰色或青色。他关心民情风俗，过问百姓疾苦，常到王子万家作客。吃饭中，听说东山黄龙山土匪多，韩城、白水、宜川、富县等县遭受土匪扰乱，百姓不安。王将军摸清土匪活动情况后，曾派士兵前去剿匪除害，为民解忧。
    民国25年(1936)3月5日，王以哲将军陪同从南京返回的张学良与李克农、钱之光会晤，会商约定中共中央负责人与张学良进一步商谈。李克农返回苏区后，红军派刘向三到67军负责联络工作。4月9日，王又陪张学良赴延安与周恩来举行著名的延安会谈。双方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探讨逼蒋抗日之可能，并就两军停战、互相通商、互派代表等问题达成协议。这次会谈为我党在西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奠定了基础。事先，王以哲将举行会谈的一切细节精心安排妥切，亲笔致函周恩来约定联络密码、时间、地点及迎送线路，严守机密，确保了会谈的绝对安全。张学良统帅东北军20余万，良才勇将上百，而王以哲是唯一参与延安会谈被委以秘密联共大计重任的将领。王派人护送钱之光赴西安，帮助采购红军急需物资，如烈性炸药、无线电器材、苏区银行印发货币的石印机等。王还帮助红军经常运输物资，在洛川、界子河、茶坊秘设交通站，指定部队并派亲信副官王政等负责办理枪支弹药、军火武器、棉布等各种军需物资，经此源源不断地秘运苏区。我党干部、联络人员、进步青年、作家丁玲和外国友人斯诺、马海德及肩负重任赴丙安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许多要员也从此经过。
    王以哲驻洛川期间，受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的影响，卓识远见，在67军安排和掩护了不少共产党员及进步青年。地下党员孙达生，经杜仲远、高崇民介绍，由上海赴西安到东北军工作，受到王以哲的热情接待。王委任孙达生为秘书名义少校军衔，为掩护孙达生在东北军中工作提供了各种方便。孙达生、高崇民等在西安和东北军、17路军中的高级干部经常互相拜访，叙谈天伦，关心时局，探讨东北军的出路，共议抗日救国等问题。孙达生、高崇民等秘密撰文并印发了小册子《活路》，受到王以哲的赞赏和帮助。因《活路》宣传抗日反蒋，被国民党特务发觉，高崇民被当局通缉，王以哲受到南京政府不得在军中窝藏共党分子的警告，而王却不以为然，没有动摇，他应中共地下党的要求，把从北平、天津来的20余名进步学生（其中有的是秘密党员）接到洛川，安排在67军教导队中，向部下灌输抗日思想，为67军注入了新鲜血液。
    王将军和红军共产党人多次秘谈，愈来愈看清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是真正的抗日力量，认识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和威力。故，积极为促进西北大联合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竭尽全力。1936年8月，毛泽东亲笔致函王以哲，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与南京政府谈判的情况，并就蒋氏将于“西南问题解决之后进攻东北军”的信息提醒张学良、王以哲“严密警戒”。毛泽东指出：“张副司令及我兄联俄联共抗日救亡一主张，并非少数人的主张，实全国爱国同胞的主张……谁要反对张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红军必须以全力而声讨蒋氏及东北军叛逆分子之罪恶行为，即全国爱国人民及全国革佘势力亦决不容蒋氏等胡干。我兄与张副司令实此政策之首先提倡与实行者……”。从此，王以哲所率领67军和红军关系更加密切，成为真正的友军，相互配合，默契认可。1936年10月，蒋介石调集胡宗南等部10万余人，组成左路军，又令王以哲指挥东北军7个师组成右路军，妄图趁红二、四方面军刚到陕北、立足未稳之际，向红军进攻。王为配合红军行动，与红军司令员彭德怀函电交驰，随时联系，秘密将左路军和右路军的进军路线、行止时间等设法通报彭德怀。同时，按照彭的要求，王设法阻滞胡宗南部和东北军前进，帮助红军赢得时间。由于王部的拖延，胡宗南孤军入阵，11月21日于山城堡陷入红军埋伏，3个师败溃，一个半旅被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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