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林镇馆之宝的前世今生（1）

2010年，西安碑林博物馆向台湾中台禅寺赠送碑刻拓本。其中驰名中外的唐“大秦景教流传中国碑”备受瞩目。

    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第二展室中，立着一通高279厘米、宽99厘米的巨大石碑，这通碑名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通碑可以说是碑林中在国际上知名度最高的石碑，每年都有无以计数的中外游客慕名前来参观。碑上刻有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字，它记载着唐代前中期来自叙利亚的聂斯托利教派（亦称景教）传教士在华传播基督教的重要史实，与目前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埃及罗塞塔碑、巴黎卢浮宫的摩押碑和墨西哥城墨西哥国家博物馆的阿兹特克授时碑并称“世界四大名碑”。
    公元1907年，正值清朝末年，那时的中国成了西方冒险家和抢掠者的乐园，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海外，如敦煌文书、殷墟甲骨、各种石雕，还有不计其数的青铜器、玉器、绘画书法。无独有偶，这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也自然成了外国抢掠者猎取的目标。那么，“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究竟是一块什么样的碑刻？为何会成为西方掠夺者争相掠夺的目标？
名碑往事越千年
    4月5日，伫立在高大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石前，聆听着讲解员的生动描述，来西安碑林博物馆参观的游客们的思绪仿佛穿透那厚重的石刻，回到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初年……
    唐贞观九年，也就是公元635年的一天，长安城西郊，大唐宰相房玄龄正率领着一个仪仗队在等待着什么。仪仗队员各个高大威武，身穿礼服，手执各种彩旗，尽显皇家威严。不多时，就见远处官道上缓缓走过来一行人，为首的是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他衣着朴素，风尘仆仆，一看便是远道而来。看见来人，房玄龄亲自迎身上前，只见他一挥手，身边的仪仗队马上吹奏起欢快的迎宾乐曲，一时间鼓乐齐鸣，热闹之中又透着几分庄严。
    听闻唐太宗派人亲自出城迎接，外国来客受宠若惊，赶忙示意身边的翻译向房玄龄表达深深的谢意。那么，这群远道而来的客人是谁？竟能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亲自率仪仗队出城迎接呢？
    原来，这是一队来自西亚的传教士，为首的是主教阿罗本。此次他们到中国正是为传教布道而来。当时唐朝把他们称之为“大秦景教”，所谓“大秦”是古代中国对罗马帝国的称谓，而景教则是早期基督教的一个派别——聂斯托利派传入中国后的称谓。
    公元431年，这个派别被罗马教廷斥为异端，受到排挤，转而向东方发展。当他们长途跋涉来到东方古国，受到了唐太宗的礼遇。唐太宗将其请到皇宫，向其讨教教义，并准其在皇室书房翻译《圣经》。三年后，太宗皇帝准许阿罗本在长安城修建大秦寺（唐代对礼拜堂的称呼），公开传教。由此，基督教传入了中国。经过若干年的发展，一时出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直到公元781年，也就是景教传入中国150年以后，由波斯传教士伊斯出资，在大秦寺中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详细记述了景教在中国的流传经历。
埋入地下七个世纪的经典
    碑刻完成后，景教徒们欢欣鼓舞，日夜焚香祈祷。然而，天不遂人愿，公元84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席卷了当时唐朝所有大小的佛教寺庙。
    这一年，唐武宗李炎为了增加朝廷的赋税和劳役，降旨灭佛，景教也受到了殃及。当时，景教的寺庙都被拆除，大量景教僧侣被迫还俗或被驱逐出境，“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命运危在旦夕……为了保存景教旧物掩人耳目，以图东山再起，景教徒们遂将景教碑埋入地下。景教徒这一埋就过去了700余年的时间，之后景教碑几乎彻底被人们遗忘了。遭此打击之后，景教一蹶不振，并渐渐销声匿迹。
    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从西安忽然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一个正在施工的民工从地下挖出了一块石碑。
    石碑用黑色大理石制成，高约10英尺，宽不到4英尺，厚约1英尺，重达2000公斤，碑头飞云和莲台烘托着一个十字架，包围着十字架的是一种无角之龙，就是中国古代器物上常见的装饰，名为“螭”，左右配上了盛开的百合花，碑名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是用汉文和叙利亚文刻写的，叙述了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教旨、仪式，以及唐太宗时从“大秦”传人中国，并在长安建寺和宣传教义的情况。碑文还明确记载了此碑建成于公元781年。这个消息一传开，立刻引起了全国的震惊。
    当时，不少人认为此乃神石。第一个见到此碑的是住在西安附近岐阳的一个举人，名张赓虞。他看到碑上汉字，字迹秀美，是唐代文士吕秀岩的手迹。作者僧人景净，虽然不到两千字，但文意古奥，不易理解。张赓虞隐隐觉得此碑与一般佛道有异。碑上教义似曾相识，仿佛听过。他想起18年前的往事。那时他在北京为官，结识了一个洋人，名利玛窦，长须抵胸，不婚不宦，博识广闻，通晓天文地理，来自西洋，故人称西泰子。张赓虞细读碑文，发现碑文所载仿佛利玛窦所教，然而不敢妄自揣测，乃取得拓本，派人送到杭州至友工部侍郎李之藻家里，因为李之藻在利玛窦影响下皈依了天主教。
    李之藻一读之下，喜出望外，发现自己所信之教并非新近的舶来品，而是已在中国流行近千年。
    第一个看到景教碑的外国人是法籍教士、后来享有盛名的汉学家金尼阁。他在利玛窦死后数年来华，用拉丁文编辑利氏日记，于1615年出版，轰动一时。金尼阁于1625年10月就匆匆赶到西安金胜寺，去研究碑上的记录。1628年，葡籍教士曾德昭来到西安，对景教碑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和考证，又把碑文译成葡萄牙文在欧洲发表。通过他的译介，整个欧洲掀起了一阵轰动。短短十数年间，景教碑在西方宗教界及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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