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总述（2）

    三
    本市河流较多，水资源丰富。境内流域面积在1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沟道158条，其中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26条，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8条。主要河流有渭河、泾河、沣河、清峪河、冶峪河等，自古以来就有灌溉之利。公元前246年秦始皇诏令兴建的郑国渠，是引泾灌溉的始祖，与成都的都江堰、广西的灵渠并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三大水利工程。郑国渠干渠故道宽24.5米，堤高3米，深约1.2米，工程十分壮观。其渠首位于谷口（即瓠口，故址在今泾阳县王桥船头村北），是泾水进入渭北平原的一个峡口，其东面是一片广阔的平原，地形西北略高，东南稍低，使整个水利工程从总体上自然形成了一个全部自流灌溉系统，又利于进行淤灌。郑国渠引泾水灌溉泾阳、三原等地“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据《汉书·沟洫志》注，一钟为六斛四斗，约合今102公斤），渠成之后，“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继秦之后相继兴建或疏浚的引泾、引渭工程，还有西汉的六辅渠、白公渠、成国渠，唐宋的三白渠、丰利渠，元明清的王御史渠、广惠渠、龙洞渠等。中华民国时期，则有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主持设计、施工的泾惠渠、渭惠渠。这些灌溉工程造福人民，惠及子孙后代，是中国水利史上的丰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农民依靠集体和个人的积累，加上国家投资，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共修建大中小型水库78座，库容量35931万立方米。宝鸡峡引渭灌区、羊毛湾水库灌区的建成与泾惠灌区的扩建，使全市的有效灌溉面积，由建国初的85.2万亩，扩大到375.8万亩。坚持不懈地大搞水土保持、平整土地，使大量的“三跑田”（跑水、跑肥、跑土）变为“三保田”（保水、保肥、保土）。同时，建立了渠、路、树和渠道、涵洞、泵站配套的农田灌溉系统。建设旱涝保收田面积达234.39万亩，水土保持林面积246.90万亩，水保治理面积为4703.80平方公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改善了生态环境，大大加快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步伐。
    四
    咸阳文化教育事业有着悠久的历史。秦汉之际，实施“吏师制度”，后又设县学、乡学。隋唐以后，府学、州学、县学等官办学校形成制度。至明清，书院与府学、县学并存，城乡私塾普遍出现。清末，外国传教士在三原开办教会学校，西方教育思想随之传入。1934年4月20日在武功建立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北农业大学前身），是中国西北最早的高等农业学府。30年代到40年代，先后创办的安吴青训班、马栏师范以及中小学校，为建国后发展新型教育事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本市教育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1949年，全市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仅有474人，中等学校在校学生7384人，小学在校学生11.48万人。1990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10097人，中等学校在校学生230455人，小学在校学生509242人。全市实施六年制义务教育的乡镇171个，占乡镇总数的77.4％，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8.8％。泾阳县1988年被评为全国基础教育先进县。人口文化素质显著提高。
    科技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七五”（1986～1990）期间，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每年新增产值2.75亿元，新增利税975万元。杨陵农业科学研究中心所在地已成为一座闻名全国的农业科学城。农科中心有高等院校2所、中等专业学校3所、科研单位5所。40年来，共为国家培养输送大中专毕业生5万多名，培训在职干部和科技人员25000多名。在农作物遗传育种、远缘杂交、植物染色体工程和组织培养、动物胚胎工程、水利、古农学研究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和重要成就，在农业科学技术推广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群众性的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发展迅速，成绩显著。以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为中心，建立了县、乡、村四级农科网。农技、植保、土肥、园艺等方面的科研成果，得到广泛应用。
    几千年文明在全市地上地下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遗存。全市共有各类文物点1585处，其中古遗址85处，古墓葬644处，古建筑77处，石刻624处；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5处，省级72处，县级391处。位于秦都区西南的尹家村遗址，是陕西省最大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半坡型原始村落遗址，总面积约150万平方米。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还有下孟村、黄山宫、杨杜村、上陆陌、王烧台等多处。咸阳历代帝陵、陪葬墓之多，世所罕见。著名的帝后陵有汉高祖长陵、汉武帝茂陵、唐太宗昭陵以及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等共23座。历代名人之墓更是多不胜数，墓主有公刘、白起、萧何、霍去病、苏武、李靖、魏徵等。他们或为开国元勋，或为民族英雄，或为仁人志士。这些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和发展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物，长眠在咸阳这块土地上，为后人所钦仰。茂陵、乾陵博物馆和咸阳市博物馆等处收藏的出土文物及陵墓、古建筑所在地的石雕、石刻等，均为世人赞赏。淳化县出土的西周大鼎，兴平县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刻，礼泉县的唐昭陵六骏，乾县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的重彩壁画，渭城区汉阳陵的从葬彩色裸体陶俑及唐顺陵的石走狮、石天禄（独角兽）等等，都是价值连城的稀世之宝，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时代风尚、民间习俗等弥足珍贵的史料。因此历代名人吟咏咸阳风物的诗文不可胜数。建国后，咸阳的民歌、剪纸、农民绘画等驰名省内外。旬邑县被誉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三原县被国家命名为“全国文化工作先进地区”。
    以学校体育和职工业余体育为主体的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广泛开展。40年来，有3人打破世界纪录，10人打破全国纪录，1人荣获国家级运动健将称号，12人达到运动健将级标准，有国家级裁判6人。渭城区业余体校的“苗苗”少年女子篮球队多次赴京比赛，是体育战线上的一枝新秀。泾阳县3次被评为全国“田径之乡”。兴平县被评为全国体育先进县。
    卫生事业发展很快，人民健康状况大为改观。解放前夕，全市仅有医院6所，医生155人。到1990年末，全市有卫生机构580个，医疗技术人员13766人，病床8275张。农村三级医疗保健网初步形成，医疗水平进一步提高。医疗卫生工作始终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卫生面貌变化显著。现已在全市范围内基本消灭了天花、鼠疫、霍乱、回归热、黑热病、疟疾、白喉等疾病，伤寒得到控制。地方病防治工作成效突出。防治地方性甲状腺肿大及大骨节病，分别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卫生部科技成果甲等奖。永寿县为陕西省第一个基本控制和基本消灭甲状腺肿大症的地区。长武、彬县、永寿、淳化、旬邑、乾县等北部6县大骨节病已达到基本控制标准。儿童计划免疫工作跨入全国先进行列。1986～1988年，市卫生防疫站连续三次被卫生部评为全国卫生文明先进集体。1990年本市获全国卫生城市称号。
    咸阳市弘扬祖国医学遗产、开发利用中医药资源卓有成效，一批中医医疗保健品和技术饮誉海内外。中国咸阳保健品厂的“505神功元气袋”、陕西咸阳医药保健品研究所的“秦龙神枕”等列为全国“星火”计划产品，多次在国内外获奖，远销美国、日本、泰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咸阳市人体衰老增生中医研究所的快速诊脉技术，咸阳市老年病医院研究发明的“药气针”（治疗中风偏瘫、脑血栓），咸阳市朝阳医院研制的中药制剂“双止灵”（止血、止痛、抗炎、再生）等，受到患者普遍赞誉，也引起国内外医学界的广泛关注。一个以医药保健品为特征的“神城”正在全国乃至世界一些地区产生着越来越广泛的影响。
    五
    咸阳的建城史至今已有2340多年。秦咸阳以渭水贯都城，横桥连南北，宫阙郁嵯峨。自雍门（今渭城区塔儿坡）以东至泾渭，殿阁林立，气势雄伟，宫观间有复道、甬道相连。北原上（今市区东渭城湾到杨家湾之间）“写仿”六国宫室的建筑群，错落有致，宏大峥嵘，风格各异，是秦人善于吸收前代和各国建筑精华的产物，代表了当时建筑学的最高水平。街市繁华，人口密集，商旅往来频繁。秦都咸阳不但是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东方最大的城市。唐代，咸阳毗邻长安，为京畿之地，又是丝绸之路的第一站，当时的著名诗人王维曾赋诗：“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生动地表现了当时咸阳城市繁荣，交通发展，客舍林立，商贾云集的景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咸阳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市区以老城区为基点，向西、北、东三面发展。明清咸阳城区0.97平方公里，1949年1.4平方公里，现已扩大到27.6平方公里，为建国前的19.7倍。80年代以来，建成了一批城市公用设施，其中包括西兰路渭河双行桥，市区新兴路、西兰路、东风路立交桥，咸阳火车站，以及沈家、七里铺住宅小区等。以7.5公里长的人民路为中轴的4条纬向干道与多条经向干道纵横交错，形成北门口、电影院、西北国棉七厂和西藏民族学院四大什字及其附近的嘉惠商场、咸阳商城、秦都商场等商业区。西郊为电子出口工业区，中部为纺织工业区，东郊为石油化工区，五陵原为文物风景旅游区。杨陵区是国内外著名的“农科城”。1984年以来，咸阳市先后和日本国的成田市、宇治市、长野县以及国内的淮安、盐城、淄博等20多个城市结为友好城市。咸阳，已由一个解放初的小县城发展成为以电子、纺织、机械工业为主体的新兴工业城市。
    六
    富于革命传统的咸阳人民，在近、现代史上书写了光辉的篇章。清咸丰、同治年间，三原、泾阳、礼泉等地回民反抗官府劣绅压迫、举行起义，并配合太平军、捻军入陕部队打击清政府军，不屈不挠，可歌可泣。清末，宋伯鲁等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本世纪初，于右任、柏筱余、吴聘儒、焦易堂等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为辛亥革命奔走呼号，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窃国称帝。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魏野畴、史可轩、耿觉、张含辉等先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行列，高张共产主义大旗，为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地下斗争和组织武装暴动，大义凛然，宁死不屈，为革命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1928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旬邑、淳化、三原、礼泉等地组织农民开展武装斗争，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渭北起义。1933年8月，三原武字区成为陕西省第一块革命根据地。1936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进驻云阳镇（在泾阳县），红军总部设在南门内文家。西安事变后，中共陕西省委重新组成，省委设在云阳镇北街毛家。1937年，红军在云阳镇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由泾阳、三原等地出发，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1937年10月，在党中央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下，于泾阳县安吴堡举办西北青年训练班，为革命队伍培训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青年干部。淳化、旬邑两县大部分地区为革命老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咸阳成为国民党统治区通往延安的交通线，革命领袖、爱国志士、热血青年，肩负着崇高的使命，冒着生命危险，从这里秘密往来。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今旬邑的马栏、转角等地集结，分左、中、右三路向西府挺进，拉开了西府战役的序幕。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2429位烈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解放后，在旬邑、淳化、三原、长武等地分别建立了纪念碑、纪念馆或烈士陵园。
    七
    咸阳历代名家辈出。上古的后稷（弃）、公刘，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开拓者、先行者。东汉的伏波将军马援，战功赫赫，立志“马革裹尸”，献身疆场，名垂千古；班彪、班固父子，呕心沥血撰写《汉书》，其后班昭又继续父兄宏愿，最终完成了这部彪炳千秋的史学巨著；少有大志的班超，投笔从戎，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胆识，出使西域，历经31度春秋，密切了内地和西域的关系；经学家马融，博学宏通，绛帐授徒，著名学者郑玄、卢植等皆出其门；经学家赵岐撰写的《孟子章句》为研究《孟子》的重要著作；博学多才的贾逵，在经学和历法计算中卓有建树。三国时著名的机械制造学家马钧，被时人称为“天下之名巧”。西魏政治家苏绰，协助宇文泰进行改革，为北周开国奠定了基础。一代英主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史不绝书，千古传颂；军事家李靖、侯君集，为唐初的国家统一立下了卓越功勋；文学家苏颋，袭爵许国公，文章与燕国公张说齐名，并称“燕许大手笔”；晚唐小说家皇甫枚，其《三水小牍》脍炙人口，名重一时。宋代有理财家范祥，文学家陶谷、张舜民。宋金时的王喆（即王重阳）创立了全真道教，被尊为全真教祖师；明代的康海为“前七子”之一，其《中山狼》为杂剧名著，所撰《武功县志》为中国古代地方志中的上乘之作；机械学家王徵，致力于译介西方科学技术，又自撰《诸器图说》，极具巧思；回族学者胡登洲，嘉靖间朝觐麦加归国后，潜心研究宗教哲学，开创了我国的伊斯兰寺院经堂教育，为陕西境内伊斯兰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直言敢谏的马理，学行纯笃，尤长于经学，与吕柟并为关中学者所宗，晚年编撰的《陕西通志》更为世所称；清代的农学家、教育家杨屾所著《豳风广义》、《论蚕桑要法》等，是中国18世纪农业生产的科学总结。近代以来，精英人杰更是不胜枚举，他们中有回民起义领袖白彦虎，维新派教育家刘古愚，国民党元老、爱国诗人、一代书法大师于右任，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先驱吴宓，戏剧改革家、剧作家范紫东，第六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刘愿庵，渭北游击队创始人苗家祥、黄子文，教育家、《老百姓报》主编李敷仁，毛泽东的秘书、外交家王炳南，以及社会主义时代各条战线上的英雄模范赵梦桃、邵小莉等。
    40年来，咸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展望未来，任务光荣而艰巨。咸阳人民决心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抓住机遇，扎实工作，加快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步伐，为到本世纪末把咸阳建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化新型城市，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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