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植业中的粮食作物,历史上以小麦种植为主,辅之以大麦、谷子、糜子、荞麦、高粱和豆类。经济作物棉花,自元代以来,品种不断更新,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民国时期,曾占总耕地的70%以上。建国后,由于水利化的实现,农耕制度的改变,原来种植的大麦、谷子、高粱和豆类等低产品种逐渐退居为填闲补种作物。棉花实行计划种植,面积保持在10万亩以上,后由于气候等不利因素,产量长期不高不稳,影响经济效益,改革开放后,实行自主经营,自由种植,农民自觉改种粮食。农作物以小麦、玉米等粮食高产作物种植为主。小麦、玉米播种面积,占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比重,由1950年的61.1%提高至1978年的76.5%,再提高至1995年的86%。随着水利化、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良种推广、科学种田等项农技服务体系的建立,选用良种、微肥拌种、半精量播种、间作套种、合理密植、科学用水、测土施肥、药物防病杀虫除草,已成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1949～1995年,粮食耕地亩产连上5个台阶。1963年亩产上“纲要”,达228.1公斤,是陕西省唯一上“纲要”的县;1969年亩产过“黄河”,达318.5公斤,名列全省榜首;1973年亩产跨“长江”,达417.6公斤;1974年成为陕西省第一个亩产千斤县;1994年,20万亩粮田(占粮食耕地面积86%)平均亩产1012.9公斤。经省、市政府验收,成为闻名遐迩的西北地区第一个吨粮县。1995年,粮食总产达20.783万吨,比1949年、1978年分别增长10倍和1倍。每一农业劳动力生产粮食2592.7公斤,农村人均占有粮食1011.3公斤。人均、亩均售粮均列全省第一,是陕西省和西安市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给全县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带来千载难逢的良好机遇。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企业实行厂长(经理)承包经营责任制;发挥优势,大力调整产业机构,使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快速发展。除农业持续高产外,又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其一是畜禽养殖业遍地开花。建国后,畜牧业迅速发展。改革开放后,养鸡热吹遍全县大地。1979年成为全省第一个来航鸡良种县。1982年,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多余粮食和剩余劳动力为养鸡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加之积极推广现代化笼养技术、普遍建立饲料、防疫服务体系,使养鸡业达到一个新水平。1983年成为全省第一个交售鲜蛋过百万斤县。1986年成为陕西省最大的笼养鸡基地县,年产鲜蛋700多万公斤。形成以养鸡为龙头,多品种饲养的畜禽业发展格局。1995年,畜禽业总产值达23183万元,比1978年增长19.6倍,占农业总产值的31.6%。是年肉类产量1 1072吨,牛奶产量6394吨,羊奶产量10977吨,禽蛋产量22133吨,成为陕西省和西安市肉、奶、蛋商品生产基地。其二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78年,有乡镇集体企业162家,总收入305.25万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7.1%。改革开放后,个体企业如雨后春笋,农、工、商、建、运、服务业竞相发展,能工巧匠和农村剩余劳力大显身手,粮食、蔬菜等农副产品深加工潜力得到开发,加快了农村工业化、市场化进程。1995年,乡镇企业总收入65782万元,比1978年增长214.5倍,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72.6%。其中个体企业收入占乡镇企业总收入增长部分的73%,玻璃瓶、小磨香油等十多个产品被评为西安市优质产品;盐渍姬菇、脱水菜(大蒜片、粉等)打入国际市场,出口创汇;低压电力电容器被列为国家级推广项目。高陵果脯厂、泾河轧钢厂获“陕西经济明星”称号。乡镇企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农村剩余劳力的主要出路,是农民非农业收入的重要来源,占农村经济的半壁河山。国民经济的全面增长,特别是农业、畜禽业、乡镇企业中工业和建筑业的突飞猛长,使全县的工农业总产值由1978年的8456万元增至1995年的67087万元,按同比价增长6.9倍。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310万元增至1995年的50526.6万元,增长14.3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189元增至1995年的2251元,增长10.9倍。生产发展,商贸繁荣。遍布城乡的49个批发机构、169个批发贸易网点、1821个零售网点和9个集贸市场交易兴旺。商品销售总额达29972.2万元,比1978年增长9.3倍。活跃了经济,促进了生产发展,保障了群众日常必需品的供应。经济发展,财政增收。1995年,全县财政收入达1821万元,比1978年增长4倍。
社会事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腾飞,经济腾飞又促进了社会事业的发展。县城高楼迭起,水电通畅,灯明路净,绿荫成行。输电和通讯网络纵横交错,通往全县各个角落。道路四通八达,宽阔平坦。县、乡干路实现沥青路面化,村、组干路实现沙石路面化。医疗卫生条件大大改善,群众看病,基本做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95年,职工年均工资31 16元,比1978年增长3.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1160.92元,比1978年增长4.5倍。收入增加,消费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从以食粮为主改变为普遍重视菜、蛋、肉、奶等副食品的调剂。缝纫机、电风扇、洗衣机、摩托车、大型家具、彩色电视机、收录机、照相机、电冰箱等高档耐用消费品,普遍进入寻常百姓家。农村普遍建起砖混平板房,部分农户建起砖混楼房,居室宽敞明亮。人均住房面积29.02平方米。土木结构的砖瓦房从住房史上逐渐淘汰。城乡储蓄存款余额27811万元,比1978年增长33.4倍。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上医疗卫生条件的保障,使全县人均寿命达到70.72岁,比1949年提高30.72岁。
三
本县位于中华民族文化摇篮的关中腹地,教育事业自古称盛。秦、汉时,民间有序庠,县城有官学,旨在习武功,明人伦。隋代推行科举教育制度,宋代创建儒学,元代增设社学(乡学)和书院,清代书院、儒学、社学、义学、私塾类类皆有。所授生员,主要供官府选拔官吏。清末,废科举,兴新学,开始以传授道德、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为主的近现代教育。民国末期,县内有初中1所、小学122所。建国后,教育事业逐年发展,教育体系日趋完善,形成包括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1985年,全县有小学109所,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8.34%,巩固率达97.5%,毕业率达97.9%,普及率达95%,经省人民政府验收,均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1989年,全县共有公办和民办幼儿园(班)125所,4至6岁幼儿入园(班)率达95%以上,被国家教委授予“幼儿教育先进县”称号。1994年,全县有初中14所、高中3所。95%以上的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达到毕业。师资水平、普及程度、办学条件、经费投入、教学质量均达到国家教委颁布的标准。农村推行以农技校牵头,村办小学包村,教师包人的扫盲责任制,全县青壮年非盲率达到99.5%。在全省96个农业县中第一个实现了“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达标,成为国家教委首批公布的“两基”达标先进县。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历年在33%左右,高考录取率在27%左右。
历史上,以社戏、社火、自乐班为主的群众自娱自乐教育活动相当活跃。建国后,党和政府重视文化事业,不断增建文化事业设施。至1995年,县城建有广播电视台、文化馆、图书馆、剧院、体育场、电影院、俱乐部。10个乡镇都建有文化站。业余剧团、自乐班、民乐队、社火遍及城乡。每逢重大节日及喜庆场合,皆出场演奏。从1970年起,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自编自演故事活动经久不衰。被国家文化部誉为“故事之乡”。
丰厚的文化积淀,养育了高陵人民崇文尚礼、勤朴厚重和献身社会的传统美德。驰骋疆场,战功卓著;学有专长,著书立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醒世济民,献身社会;钻研科技,富国利民的人物世代不断。西汉有以司马击项羽有功而封安丘侯的高祖功臣张说、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的史家冯商;东汉有著《汉书音义》112册的学者如淳;三国时有“能容民畜众,使群羌归土”的国之良臣张既;唐有参与修定唐初律令、礼典、第一部国家药典《新修本草》的元老重臣于志宁和郭子仪等平定安史之乱的将领李嗣业;元有参与修定古代最优秀的历法《授时历》的高隐杨恭懿;明有著作宏富的理学名儒吕楠,时人推崇为家之孝子、乡之善人、国之忠臣,天下之先觉先民;民国时期,有陕西第一个宣传马列主义的留日学生席实生,1920年在《鼓昕日报》上发表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论》,堪称为一枝早开的报春花。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赴美留学,获陕西第一个农业经济学博士的王德崇,在农业经济学研究方面颇有造诣。还有一批早年投身社会,从事革命的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矢志不渝、愈挫愈坚,以公开的或隐蔽的形式,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有的为革命披肝沥胆,英勇献身,有的在社会主义建设岗位上呕心沥血、鞠躬尽瘁。1921年,旅京学生刘天章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山西省委书记,为陕西最早的共产党员,为革命英勇献身,慷慨就义。1927年大革命时期,白文范出生入死,创建中国共产党高陵县地下支部,领导人民群众,掀起革命高潮。在历次革命战争、抗美援朝和建国后保卫祖国的战斗中,107名热血男儿,马革裹尸,效命疆场。建国后培养的大批青壮年劳动者,大多具有高中文化程度,文化科技素质较高,在发挥优势、挖掘潜力、振兴高陵,特别是在改变传统农业,实现农工商一体化,种养加一条龙的城郊型经济和“吨粮县”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联系/合作电话：189667303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