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

石鼓，因其以石琢成，外形似鼓而得名。因石鼓上刻有文字，故称石鼓文。唐代时期出土于陈仓(今陕西宝鸡)的春秋时期石鼓，是我国最早发现的石鼓。石鼓共有10面，每面高约1米，直径约57厘米，鼓上刻用篆体字刻有诗歌。这些石鼓文是目前我国最早发现的石鼓文。

石鼓文是我国历史、考古、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石鼓上刻的大篆体文字为四言诗。从文学的角度观察，它展示出我国古代文学艺术之精深;从书法角度考之，它则介入大篆小篆之间，是研究汉字形体演变的原始资料。其书法优美，古朴雄浑，是难得的书法作品，为历代书法家所钟爱;从史学角度看，可考察春秋秦宣公的一次盛大猎祭活动。10面石鼓上共刻诗10首，意在“刻石表功”、“托物传远”，是我国碑传史的开始。

宝鸡发现的10面石鼓上的文字虽然自成篇章，但又有一定的联系。有描写千河美景的“千沔鼓”，记述秦公与随从等太远游猎盛况的“田车鼓”，另外还有“銮车鼓”、“酃雨鼓”、“作原鼓”、“吴人鼓”、 “吾水鼓”、“而师鼓”、“马薦鼓”等。其中除 “千沔鼓”、“车工鼓”的诗句较完整，其余石鼓文保存不好，只留只言片语，但其大致意思还可以体会到。

石鼓文

石鼓上所刻文字全是诗歌，所叙述的主要内容是贵族阶级的畋猎游乐生活，诗人把自己对千河风物的爱以及游猎过程中发生的事写成美妙的文字刻在石上，就是在2600年后的今天，诵读起来也使我们深受感染，一种独特的魅力使人回味无穷，回肠荡气。这些诗以其精湛的艺术笔墨媲于《诗经》的写景名篇。

为此，郭沫若在《石鼓文研究》一文中对石鼓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两千六七百年前古人所写刻的诗遗留到现在，这样的例子在别的国家并不多见。它在诗的形式上每句是四言。遣辞用韵，情调风格都和《诗经》中先后时代的诗相吻合。”“尽管《诗经》可能经过删改润色，但基本上是原始资料。因此，我们对于《诗经》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便有了坚实的凭证。”而且10面石鼓、10首诗与《诗经》中《大雅》《小雅》以10首为“一什”的章法相吻合。这就足以证明，石鼓诗不仅直接提供了一部古代文学作品的宝贵资料，而且更重要的贡献是证实了民族古典文学《诗经》的真实姓。

唐代初年在“陈仓之野”有人发现了10面石鼓，引起了文人学士及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安史之乱后，凤翔知府郑余庆将10面石鼓转移至凤翔孔庙内，由于保管不善，使其中的“作原鼓”散失民间。五代十国时，凤翔战乱纷争，原藏于孔庙中的9面石鼓，因无人管理全部散失。至北宋真宗时，凤翔知府司马池爱好古物，先后在民间找回散失石鼓中的9面，并运至凤翔府学，放在门庑下保存，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知府向传师在民间(相传在今凤翔县石落务)又寻得一面已被百姓当作石臼使用的“作原鼓”，所幸鼓上文字没有太大损伤，从而使流失300年的石鼓又重归齐全，至此散失的10面石鼓全部找回。

北宋大观年间，宋徽宗爱好书法，他下诏将石鼓全部运至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的大学之内，后来又保存于保和殿，并用黄金镶入字口，防止拓摹对石鼓文字造成破坏。1120年，金兵攻破汴梁石鼓便落在金人手中。金兵剔出字口中的黄金，将石鼓运往燕京(今北京)枢密院。1234年(南宋端平元年)元军攻克燕京，因元军对汉文知之不多，没有认识到石鼓的价值，石鼓便被留在了废墟之中。后来被官至银青荣禄大夫、御史大夫及世袭千户的凤翔人王橄发现。他觉得有责任保护这些石鼓，便命人将石鼓运至孔庙保存。元、明、清及民国初，石鼓一直保存在北京国子监内。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北平古物奉命南迁，石鼓被运往上海，后又转移至重庆。抗日战争胜利后，石鼓运回北京，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