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没有“自然人”。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成长的，其行为受着一定文化的制约，因此，人是文化的人。所谓人性，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指人的动物性，而恰恰是指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那种只属于人的文化性。今年年初，在讨论作者刘安创作的剧本《月亮河》时，我曾反复地申说此意，担心剧本将涉及到男女性爱的内容处理成一种简单的性的结合。其实，作者刘安对此心知肚明，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前不久，商洛市剧团参加第六届陕西省艺术节，演出商洛花鼓戏《月亮河》，应作者之邀，我有幸前去观看了此剧，很是高兴。在该剧中，我看到了真正的人性，看到了文化对人的影响以及人在这种文化的制约之下，内心的矛盾与冲突，灵魂的痛苦与挣扎，人作为人在人生道路上所遭遇的尴尬与困惑。
    该剧所呈现的艺术视像，正如剧情简介所说，是“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故事。故事虽司空见惯，但其中所蕴含的韵味却十分丰厚。在某落后山区，打井师傅高立正遭遇井下塌方，下身瘫痪，其妻月儿与他一家人顿时陷入困境，于是，便有了徒弟天狗走进师傅师娘家门的情节，有了三个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如果说，根据贾平凹先生小说《天狗》改编的这个戏，在有限的两个小时之内，仅仅只向观众叙说一个“招夫养夫”的稀奇事儿，似乎没有多大意思。令人感到颇具新意的是，改编者并未把着力点放在这个故事的编织上，而是在“招夫养夫”的大框架下，细致入微地展示月儿、天狗以及师傅高立正那种深刻的内心矛盾，并由此进而揭示人物在民族文化传统熏陶之下所形成的某些性格特征。“招夫养夫”的风俗，说到底是生活遭遇的一种无奈之举。这种无奈，首先从师傅高立正那里表现出来。他并不是不爱自己的妻子，然而他又不得不把自己的妻子推向天狗，这是生活使然。这无疑使他蒙受巨大的痛苦，甚至屈辱。要摆脱这种痛苦和屈辱，道路似乎只有一条，去死。他不是一再爬向那可以致命的深井吗？不是一再被月儿从那生死线上拖回来吗？他欲死不能，最终选择招夫之路，除了自己生存的需要之外，更重要的，还有不能再尽丈夫和家庭义务的愧疚。“招夫养夫”这种家庭生活的文化模式，从根本上讲，是迫于生活际遇的，而不是为做戏而杜撰出来的。
    “招夫养夫”的无奈选择，直接将其妻月儿推向了舞台的中心。月儿与其夫高立正，虽不是恩爱有加，可毕竟是已经为人父母、且富于家庭责任感的夫妻。月儿与天狗之间心存好感，亲近感，甚至微妙感，并不会对月儿夫妻关系造成威胁。事实上，剧情的发展，尤其是天狗对月儿的态度，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相对于天狗和高立正，月儿走向天狗，其难以言状的情感远为复杂得多。在她身上，除了与丈夫那种难舍难分的夫妻情缘之外，还有一个萦绕于心的情感因素，就是报恩还情。丈夫出事瘫痪，将她推向了生活的深渊，家庭里里外外，前前后后，担子全压在了她的身上。是天狗一次次向她伸出温情之手。她感激他，同时也喜欢他，加之家庭的实际境况，使她无可奈何地愿意走向他。她走向天狗，其情感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情感共同作用的行为现象。正因为是诸多情感交织于心，致使月儿这个人物饱受情感折磨，成为三个人物之中悲情最多、命运最苦的一个。扮演月儿的田朝霞，是一位十分优秀的花鼓演员。商洛市剧团几年前曾排演过一个商洛花鼓现代戏《月亮光光》，朝霞担纲主演，巡演数百场，深受百姓喜爱。在《月亮河》中，她以深邃的理解能力，扎实的艺术功底，精湛的表演技巧，将月儿这个几乎是万箭穿心的悲情角色，阐释得凄楚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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