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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热闹的山村 那年我九岁,那年月,稀罕事儿真多。 一天,父亲下地回来边洗手边唠嗑:“嗬!孩他波,如今这世道真出奇,尽出稀罕事,听说北京娃们不念书了,要来咱村受啥再教育。弄土坷垃能学个甚!” “我也听说了,这娃们,好好的城市不呆,非要来接受再教育,我就不懂了,咱这穷乡僻壤的,咋教育?”母亲对父亲的话一向持赞同态度。我却对他们议论的内容云山雾罩,懵懵懂懂。 第二天,村支书韩长娃来我家笑盈盈地招呼母亲:“三嫂,忙甚哩?”母亲忙着接应:“长娃子,你咋稀罕地跑我家啦!你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有事?” “嗯,三嫂,北京娃们要来咱队当农民,咱得给人家找住地儿,你家不是有间空房子吗,你就给收拾一下住几个吧!估计日子也长不了……” “行!反正这房子空着也是空着,最好住几个女娃子,男娃儿太淘气。” “好!好!就这样定了!” 韩支书与我家是一墙之隔的邻居,老革命,当过八路军,只因斗大的字不识一个,解放后就回村当了支书。 听说家里要来人住,我欢喜的像雪天的小狗,忙着帮母亲收拾屋子,把所有的杂物移出去,擦净炕,糊好窗,天天等着稀客上门。 几天后,我们正在学校里上课,校长跑进来督促:“下课!下课!集合!集合!” 不到十分钟操场里就按年级次序排好队了,高年级学生抬锣鼓站前面,一二年级学生站后面,所有学生全带红小兵臂章。
校长讲话了:“同学们,大队革委员会通知我们去村口欢迎从北京来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来自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给我们带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
高、最新指示,也带来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我们的关怀。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同学们要用最大的热情对他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出发!”话音刚落,歌
声动地,锣鼓喧天,旗帜追云,队伍浩浩荡荡行进到村口分成两列准备夹道欢迎毛主席派来的知识分子。 八月的黄土地,庄稼都快熟了,火辣辣的太阳
像大火球似的炙烤着大地。我们就一直等着。中午,《大海航行靠舵手》从高音喇叭里响起,社员们都收工了,还不见知识青年们的影子。村支书一会儿看看太阳,
一会儿看看满头大汗的小学生们,命令民兵连长:“吉子,你骑自行车,去城道上迎接一下他们,看走到哪啦?要是还远的话就先让娃们回家吃点饭,要不娃们会上
火” 一个多小时后,吉子骑着自行车汗水淋淋地从铁道坡子上滑下来,气喘吁吁地叫:“书记,来了……来了……” 韩支书反应那个快:“学生站前面,社员们站后面,锣鼓给咱敲起来……”
人们喜不自禁地望着铁道坡,马儿铃声由远而近,然后是一阵急促的“略略……靠、靠、靠……球……”的车官声。接着就见三套马车穿过铁道,然后停在了我们
的面前。车上男女学生着装整齐,小脸花样洁白,让我们这些衣服打补丁、脸上流鼻涕的村娃子莫名惊羡,跟来看热闹的婆娘们更是嘁嘁喳喳,村口就像麻雀炸了
窝。 韩支书不失时机地训话、喊口号:“热烈欢迎首都亲人们的到来,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们派来知识分子,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中国
共产党万岁!万岁!万万岁!”群情激昂,山摇地动,黄土崖上小草都纷纷起舞。支书前,马车后,锣鼓声中,我们跟着马车高呼着口号,一直将知青们送到大队
部。 北京知青的到来,给平静的乡村增添了生气,同时也打破了乡村的宁静。 我家住了两名女生,一个叫徐红,另一个叫胡桂琴。依稀记
得那年支书和几个村干部领着两个提行李的年轻女孩来我家,俩女孩一进门就给我递糖果。韩支书对母亲说:“三嫂!你家就住这两孩子吧,她们才十六七岁,小的
很呢,她们可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烦你照顾一下。”母亲笑呵呵的:“那是自然!孩子们离开父母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够可怜的,我会像照顾我的孩了一样照顾她
们的,你放心好了!” 这些“知青”基本上是初中毕业,最小的年仅十五、六岁,户口迁来了,行李背来了,一夜之间成了农民。那时我年纪小,不懂
得他们内心深处怎么想,但常听父亲回家念叨:“这下麻烦了,这些念书的孩子什么也不懂,下地干活时常把青苗当成草,整整一大片庄稼全给拔掉。”不仅我父
亲,村上的干部们也常常说这些孩子的到来成了村里的负担了。 有一天,母亲忽然听到胡桂琴哭,忙跑过去问她怎么了,哪里不舒服,胡桂琴抽抽搭
搭:“大娘,庄稼这么难种,我担心自己能不能学会干农话、种庄稼,能不能坚持下来。下地干活我实在跟不上他们,那铁锹、镰刀我是什么也不会用。”母亲安慰
说道:“这样啊,我还以为你生病想家了,放心吧!孩子,世间最简单的事就是这土地里的营生了。” 胡桂琴是个心底善良的女孩子,纯扑实在,吃苦
耐劳,我们家的人都非常喜欢她。一年后凭借自己的努力,胡桂琴成了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一点也没有北京娃的味道了,干活利索极了。她把磨得铮亮锋利的铁锹
用力插入松软潮湿的土壤里,像土生土长的农村娃一样用力一甩,犹如一条条优美的抛物线飞出。铁锹上一点土星都不粘,甩出去的黄土一粒不散,都扎扎实实地落
下,“掷地有声”。 人常说:“养女事非多”,这话一点儿也不假。徐红聪明伶俐、精明能干,长得又漂亮。男生们总要寻些理由找上门来,每天晚上
嘻嘻哈哈、吵吵闹闹,直至深夜都不得安宁。搅扰得我们实在不能睡觉。可父母亲是有看法没办法,因为在普通老百姓眼里,北京的知识青年是毛主席派来的,人家
生在皇城根,读着革命书,吃着商品粮,谁敢说半个不字。日子短了还可以忍耐,日子长了谁受得了啊!但上帝总会给所有事情安排转机的。 一天,村
里一些与知青熟稔的混混一时兴起,买了肉、打了酒,和美女们月下畅饮,美美地共醉了一回。村干部知道后马上召开批斗大会,以拉拢腐朽革命知识青年为由狠狠
地批斗了这些混小子一通不说,还专门为知识青年们修建了两排新瓦房,说是为了更好地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至此,我们村所有北京知识青年首先步入共产主义社
会,过上了按需分配的集体生活,我们家也就安宁如初了。 村里的知青们基本上还是可以的,基本能够与群众融合,共同劳动,共同作息。但农村的生
活条件比北京差得多了,再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苦不堪言,他们的内心深处就渐渐失衡了。虽然生产队照顾他们做些轻体力营生,但他们还是难以接受。因此,知青
中出格的事也就屡见不鲜了,偷鸡摸狗、男女交往出规、打架斗殴成了家常便饭。极度的贫乏和寂寞使知青们百无聊赖,便开始传看手抄本之类的小说,传唱消极的
知青之歌,更有甚者偷听“美国之音”、“莫斯科之声”。这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引起了当地政府的严重恐慌。 我十几岁时,知青们还在农
村接受着贫下中农再教育,却没有多大提高。忻县知青在火车站打架斗殴出了人命,两人打死一人。当时的革命委员会召开万人公判大会,大张旗鼓地将肇事者姚志
升和孙红江一起处决。速度之快,声势之大,从某种程度上起到了震慑知青、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 说实在的,让一群在北京出生长大的孩子扎根在穷
乡僻壤真不是一件容易事情。他们激情燃烧地来到黄土地劳动,思念着父母,思念着故土,思念着曾经优越的物质生活,还使但老百姓们不太满意。情绪虽谈不上对
立,但也没有发挥应有的正能量。七零年,知青扎根农村的政策终于发生了松动,有了面向知青招生招工的指标,知青们才陆续走向学校,走向工厂。 (二)沉默的飞飞 我读中学的时候,也就是七十年代初,人们经常在茶余饭后谈论小平同志五儿子邓质方在故乡奇村插队的故事。 邓质方,小名飞飞,据说生于一九五二年,曾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当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主动中断学业于一九六八年的冬季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滚滚浪潮,来到了我的故乡奇村公社奇村大队。 在知青们到来之前,县委召开了专门的工作会议,对来至北京的知识青年非常的重视。在会议期间县委刘书记专门约奇村公社的党委书记到自己的办公室谈话:“王书记啊,知青工作是我县目前的头等大事,是一项政治任务,我们必须完成好这项工作啊!” “请刘书记放心,上级安排到我们公社的知青名额,我们保证完成好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你知道我为什么单独约你来我办公室?” “不知道,请刘书记指示!”
“我想了很久,只好将这项目任务交给你了,你是我们县最老的公社书记,也是久经考验的老党员。你知道吗?在这批知识青年里有一位重点人物,需要安排到你
们公社去。你不但要改造教育好这个人物,还要照顾好这个人物啊!唉!我也说不好了,不知如何对你下达这项任务。总之,这是一项非常非常艰巨的政治任
务……” 公社王书记一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里盘算着:“刘书记为什么不直接说呢?这不是刘书记一贯的风格啊!难道是中央首长的子弟。就
是中央首长的子弟也是可以说出来的,为何刘书记一脸的愁云。”公社王书记想来想去,也没有想出这里边到底有个什么样的人物,令刘书记这么为难……
这时刘书记开口又说道:“王书记啊!我还是实话告诉你吧。在这批知识青年里有一位叫邓质方的知青,年仅十四周岁,他是我们原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现在是我
党最大走资派小平同志的五儿子,小名叫飞飞。我们先不谈小平同志的问题,现只谈谈这孩子,才十四岁啊!正是读书的年龄,因他父亲小平同志的问题,只好辍学
上山下乡来了。我希望你将飞飞安排在平川地带的村庄里,最好在你公社驻地周边为好。你要多加照顾一下这孩子,十四岁是干不了农活的,希望能安排一些力所能
及的工作,其余我也不知怎么说了,这就是我单独叫你到我办公室来的主要原因……” 王书记听了刘书记的忠告,胸脯拍得砰砰响:“放心吧!刘书记,我能够领会到书记您内心的苦衷,我保证完成好这项政治任务。” “记住啊!这也不是政治任务,是一项需要用心做好的工作……”
公社王书记不敢懈怠,迅速召开了公社党委会,认真布置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可是在当时政治环境下,王书记也不敢将刘书记专门委托自己的事情讲出来,只好
按照正常的组织原则开始欢迎来自北京的知识青年们。就在知识青年们入村的时刻,奇村大队组织了五十多名基干民兵和一些自发的社员、还有学校里的小学生,在
村口的两旁列队欢迎他们的到来。红红的长条横幅写着“欢迎来自毛主席身边的亲人们,欢迎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等标语。锣鼓喧天、口号声声,激动的知识青
年们流下了幸福的眼泪。 因上面的重点安排,一些传言在社员们里慢慢传开,说是有朱德委员长的孙子要来插队,还说有党内最大走资派的儿子也在这
批知青里。于是,男男女女的年轻年轻社员们站在道路两旁议论着、猜测着。这个像、那个不像,就这么议论着。就在这时,奇村民兵营副教导员王全娥(化名)带
头喊了一声“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这时村口两旁的社员们也异口同声地高喊起来“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排队进村的知识青年们听到了
口号声,也附和地喊了起来。这时人们发现,走在最后的一位小个子青年没有喊。于是,人们便猜测出来这人是谁了。同行的北京知青们已经和飞飞熟悉了起来,深
怕飞飞在贫下中农的面前表现不好吃亏,便抬起飞飞的胳膊,附耳动员他喊口号。无奈之下,飞飞也举起了右手,呼喊起口号来。从此,人们便知道他是谁了……
王书记没办法控制这样的局面,只好随着大家欢迎着首都的知识青年们。奇村大队应公社党委的要求,在村子附近的一座湖泊边建起了知青村。知青们就居住在风
景秀丽的湖边,他们在这里接受着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考虑到他们都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大队安排他们做一些轻体力的活儿。在湖边划出一些土地,让他们学习
种水稻、插秧苗,边劳动、边学习。 飞飞年龄最小,干不了活,这时王书记叫来了大队支部书记,对他说:“村子里还有什么轻体力的活儿,照顾一下
年龄最小的那个孩子吧!”这时支部书记惊的目瞪口呆:“书记啊,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可是最大走资派的儿子,是我们改造的对象。”王书记停顿了一会儿说道:
“什么?他必定是个孩子,年龄小、个子小,慢慢教育改造,呵呵!别忘了,咱也有孩子……” 大队书记一下晕头转向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安排照顾
吧,可他是我们的敌人,不安排吧,又不知如何向王书记交待。算了,干脆让他去放羊好了,反正社员们都对他没好感,也没有人愿意同他一起干活,深怕他的资本
主义思想感染了自己的灵魂。再说,放羊是体力最轻的活了,也可以向王书记有个交待了。之后,大队书记就安排飞飞当起了羊倌儿。 飞飞什么都明
白,但什么都不能说,只好少言寡语,只好与一起放羊的、小名叫老虎的人交往。时间久了,俩人关系密切了起来,飞飞干脆离开知青点和老虎吃住在了一起。虽然
他的家人也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但还是想方设法给他寄来《毛泽东选集》,并在里面偷偷夹一些现金一同寄来——舐犊之情,令人动容! 在文革结束前的一段时间里,新闻记者找到老虎,希望他旗帜鲜明地揭发飞飞的资产阶级思想,被老虎断然拒绝了。当小平再次恢复了职务以后,又有新闻记者找来,仍是让老虎回忆与飞飞的友谊,也被老虎婉言谢绝。 飞飞兢兢业业地放着生产队的羊,除了与老虎交流外,选择的是沉默人生。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七五年八月,七年多的时间,这是一个多么漫长沉默过程啊!后来,他终于回到北京,回到父母身边,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征途。 飞飞没有忘记关心过他的人们,更没有忘记在沉默中休戚与共的老虎。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老虎在饥一顿、饱一顿中患上的胃病,便在北京买了最好的胃药,寄给了老虎…… 一九九六年八月,时任四方集团董事长的飞飞携带家眷,召集曾在山西忻州奇村插过队的北京知识青年们重回自己沉默了七年之久的故地探视。 当回到故地的时候,飞飞依然选择的是沉默……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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