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雨皋(190l—1978),原名陈传霖,字雨皋,曾用名陈策.二十年代,陈雨皋任石泉县教育局局长,是石泉现代教育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三十年代,先后任城固县立中学训育主任代校长,省立第五师范附属实验小学主任、省教育厅义务教育督导员等职。期间,积极投身反帝爱国斗争,同情革命,支持革命,多次受到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迫害。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他投笔从戎,先后任三十八军干训班军官队少校政治指导员兼教官和军人事科科长。从军7年,在中共三十八军地下工委的领导下,为团结、教育、改造这支抗日武装起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检察、司法、交通等战线担负重要领导工作,为陕西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洒下辛勤的汗水,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追求进步立志报国
陈雨皋1901年2月出生于石泉县红卫乡双河口村,同胞兄弟6人,他排行为四。陈家原籍安徽省怀宁县,清乾隆年间,其前六代先祖陈昌选携家移居石泉,租地务农。陈父祚昭幼年失学,深受土豪劣绅欺压,因而对孩子们求学读书十分支持。1909年,年仅8岁的陈雨皋到本村私塾读书,1 916年毕业于石泉县立高等小学堂。1917年秋,陈雨皋考入西安省立第三中学。开学不久,西安发生耿(直)陈(树藩)战争,学校被迫停课。陈雨皋回到石泉故里,恰遇长兄陈传贞,三兄陈传贤先后病逝,心情十分悲痛。1918年3月,又值反动军阀陈树藩与靖国军混战关中,陕南也受其害,苛捐杂税、各种摊派多如牛毛,人民生活苦不堪言。面对家灾国难,使初具忧国忧民思想的陈雨皋焦急悲观,导致耳聋半年,同时患上肺病。同年秋天,陈雨皋病愈复学。在返校后的一篇作文中自述一年来的困况时,感叹“救国有志,着鞭无力”!国文教员景萃农在批语中勉励他:“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勉之勉之,拭目俟之”。以后,景先生又经常找他谈心、开导,使他“摆脱困惑,振作精神,积极向学,立志报国”。
1 921年秋,陈雨皋中学毕业,准备参加升学考试。翌年春,父亲祚昭不幸去世,陈奔丧回家。谁料祸不单行,家中又遭军阀陈树藩部洗劫,陈族内二人在洗劫中丧生,陈雨皋被掳,幸而趁夜逃脱,才免一死。在家灾国难的困扰中,陈雨皋被迫失学。1923年春,陈雨皋应聘到石泉县立高等小学堂任教。
石泉县立高等小学堂是陈雨皋过去求学的母校。五年前,他从这里毕业到省立三中上学。五年后,又回到这里任教,时光流逝,人世沧桑,内心不觉涌起一番感慨.他看到母校面貌依旧,满目沧凉,心里凉了半截。任教中,他又看到学校经费匮乏,教员敷衍了事,刚刚升起的从教热情,很快烟消云散,只教了半年书就辞职回家了。之后,在同学的影响和鼓励下,决定到新文化的发祥地——北京,继续求学。
1924年3月,陈雨皋偕同其弟陈传本。同学周八如一起,前往北京复习功课,于同年秋天考取北京大学。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京城,民主空气浓厚,学术思想活跃。陈雨皋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如鱼得水,一面孜孜不倦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增强为国为民服务的本领,一面苦苦求索救国救民的真谛,广泛接触校内外进步社会团体,参加各种活动,进行思想、学术交流,从中获得新的认识和新的思想。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向导》、《创造》等进步刊物,及《共产主义ABC》,《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等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从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育。他走出书斋,积极投身于血与火的斗争。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北京爱国群众举行示威游行,支持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陈雨皋先生勇敢地参加了这次游行。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和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要求关税自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径。段政府卫队向游行群众开枪,与陈同去游行的北大陕籍学生张仲超在这次血案中捐躯。陈雨皋被北大学生推选为张仲超烈士的死难控诉人,他与同学们一道,四处举行集会和演说,宣传张仲超烈士的斗争事迹,控诉段祺瑞政府镇压人民、卖国求荣的罪恶行径,强烈要求当局惩办杀人凶手。
在北大求学的两年,是陈雨皋思想进步发展的两年。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1917年进中学,时值苏联十月革命,我还如睡梦之中,直到北大读了一些革命刊物,又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我由悲观而乐观;由不爱参加课外活动,进而同情英国使馆工人罢工,关心政治;略识中国的出路是革命斗争,拥护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及唤起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等进步主张;由参加学生军的形式武装进而为斗争精神武装,逐渐有了‘到民间去’,‘到军队去’的思想。”
1926年秋,陈雨皋由北京大学预科毕业,进入哲学系继续攻读。同年10月,因陈母病危,家境困难,辍学回家。
为地方教育事业开拓奠基
1927年春,陈雨皋在本村三官庙创办私塾,自任教员,致力教育。他摒弃封建落后的旧教材,白编自讲内容进步的新教材,向学生灌输新文化、新思想,使学生们从窒息中吸到新鲜空气。
陈雨皋致力于大众教育的雄心感动了周围百姓和县上有识之士,敦促县政府将从外地学成归来的学生组织起来,振兴石泉的教育。同年7月,陈雨皋受邀参加县府召开的教育会议。会上,他宣传孙中山普及民众教育的主张。在他和李香亭、江恒青的倡议下,县府成立教育会,陈雨皋在该会负责社会教育部的工作。县教育会改设教育局,陈雨皋任教育局长。
二十年代的石泉,教育事业十分落后。除城关、马池有两所高小和几所初小外,大部分为私垫,而且都被地主豪绅把持,贫家子弟很少进校读书。陈雨皋立志改变这一落后面貌。设在“文昌阁”的县教育局,从局长到门卫仅有3人,由于经费奇缺,常常不能按时领到薪金。为了兴办教育,他不辞劳苦,布衣草履,奔走各地,调查研究,想方设法兴办学校。没有经费,便发动群众,清理庙课会产,把被地主豪绅侵吞的公产集中起来,兴办学校。没有教师,自己动手培训,从各村镇广泛聘请教员,在县城举办有史以来的首次教师讲习会,使这批教师成了全县办学的骨干力量。陈雨皋还十分重视女子教育,努力为广大妇女创造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1928年底,他聘请戴莲芝(人称戴家九姑娘)任教师,在县城长胜巷戴家院子办起石泉县女子初级小学,有30多个女子入学读书。这所女小从创办初期到石泉解放前夕的二十年间,由一个班发展到六个班,成为全县唯一的女子完全小学。
陈雨皋从1927年10月担任教育局长,到1932年1月被迫离开石泉的四年,在全县兴办学校50多所,培养了一大批教师,推动了石泉教育事业的发展,被称赞为石泉现代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危难中坚持真理 支持革命
陈雨皋积极参与政务活动,为人民群众争权益、办实事。他与中共地下党员易厚庵密切合作,创办《石泉政闻刊》,揭露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和土豪劣绅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的罪行。对地主豪绅随意向佃户加租加息,夺田起庄,残酷盘剥农民的现实,起草了《招佃起庄办法》,经报主持陕政的杨虎城将军批准,公布在《中山日报》上。《办法》规定:“农民在执行正常土地租赁契约的情况下,地主除自耕外不得向佃户随意加租和夺田起庄。”这一办法的实施,从一定程度上约束地主的手脚,维护了农民的利益。
1931年秋天,陈雨皋出任县赈灾会主席,他不畏权贵,清理被地主豪绅挪用的赈灾款,深入到后柳、熨斗等区,将赈灾款送到农民手中。由于陈雨皋处处惹恼了地方官吏和土豪劣绅,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剌。同年10月,陈雨皋在县城东关教场坝举行的“9?18”国耻大会上,慷概陈词,宣传抗日,博得与会驻军中下级官兵的热烈掌声。驻军司令陈定安却十分恼火,诬陈“煽动兵变”,扬言要予以逮捕,后经他人劝阻,才免遭毒手。1932年1月,陈雨皋联络财政、建设、教育等机关,上书省府杨虎城主席,揭露驻军司令陈定安以兵为匪、抢劫群众,搔扰百姓、草菅人命,请求“整饬驻军,减轻扰累。”陈定安得到密报后,要对他下毒手,陈雨皋在友人叶又新的帮助下,星夜离开石泉,出走汉中。
陈雨皋到汉中后,先后应聘担任城固县立中学训育主任代校长、省立第五师范附属实验小学主任等职。在汉中,利用他的社会身份和影响,为保护地下党员、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做了许多工作。
1932年6月,中共陕南特委书记陈浅伦、委员郑月波等被捕,陈雨皋通过汉中绥靖司令赵寿山的秘书姚警尘疏通,将7名中共地下党员营救出狱。同年10月,汉中省立第五中学等13校师生,在中共陕南特委的领导下,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义演募捐,遭到国民党汉中驻军的阻扰。陈雨皋积极支持进步师生的爱国行动,会同五中校长易厚庵(中共地下党员)、国立中学校长周彬如(中共地下党员)等,多次与国民党汉中城防司令部交涉,获准演出。在义演中,南郑中学部分学生在该校校长(国民党顽固分子)彭靖楷的煽动下,大打出手,国民党汉中当局不问青红皂白,将易厚庵、周彬如及进步学生赫作田等30余名师生逮捕,后经陈雨皋等社会各界进步人土多方营救,易厚庵、周彬如等30多名被捕师生全部获释。
1933年1月,红二十九军在西乡马儿岩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主动袭击敌人,惩办土豪劣绅,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地方民团和土匪武装。同年3月,国民党驻军同地方民团、土匪武装相勾结,疯狂围攻红二十九军,制造了震惊陕南的“马儿岩事变”。红二十九军军长陈浅伦等一大批红军官兵被捕,陈雨皋闻讯后,竭尽全力营救,终因无效,陈浅伦等被敌人残酷杀害。义愤之下,陈雨皋辞去实验小学主任职务。1934年4月,陈雨皋应邀任兴安师范(今安康师范)教导主任。当时正值王辛德、王泰诚等领导的安康起义失败不久,兴安师范中与王泰诚有过秘密联系、积极倾向革命的学生,思想波动很大。陈雨皋与进步学生接触,了解他们的思想,向他们传阅进步书刊,教给他们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方法,使这部分青年学生振作起来,以“闹学潮”的方式,同安康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原国家物资总局顾问组组长刘楠生,回忆他在兴安师范的生活时说:“陈雨皋先生是我一生难忘的好老师。他对我的思想进步影响很大,最后使我走上了革命道路。陈先生到兴安师范后,了解到我是闹学潮的骨干分子,就和我接触。他平易近人,从没有先生架子,我们青年学生很喜欢接近他。他常给我们讲抗日道理和俄国革命的情况,以及怎样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等等。同时他还经常给我们找些进步书籍看,使我懂得了不少革命的道理和理论。陈雨皋先生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是我们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同年,安康学潮此起彼伏,陈雨皋先生积极参与学潮斗争,被国民党安康县党部视为“危险分子”、“潜伏的异党”,遭到安康县党部的攻讦,被迫于同年8月辞职离安。
团结抗日 投身爱国洪流
1934年秋,陈雨皋到西安参加省教育厅组织的陕西中小学教师赴华北、东北参观团,考察劳动教育及民众自卫。1935年3月,被省教育厅派往汉中女子师范任教导主任。 1936年8月,由省教育厅推荐,赴南京参加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举办的“义务教育干部人员讲习班”。11月讲习班结束,自费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观义务教育。12月初,返回西安加入“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2月16日,“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负责人杨明轩及陕西省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负责人王炳南,征得张(学良)杨(虎城)抗日联军总部的同意,由陈雨皋、宋继唐、李裴然、刘毅,曹冷泉、贾子茂、尹洪福等7人,组成“赴华北联络宣传工作组”,赴华北各地联络抗日团体,通报“西安事变”经过,宣传张、杨的八大主张。陈雨皋等到达山西太原,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得到中共北方局派往山西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共山西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薄一波同志的帮助。在太原,陈雨皋参加了三次各界人土座谈会,及时向山西各界通报“西安事变”的经过和张、杨的抗日主张,使大家了解“西安事变”真相,激发了山西各界人士的抗日热情。陈雨皋在北京活动期间,由许德珩、程希孟、刘清杨介绍,同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大专院校师生和华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民族解放先锋队等社会团体广泛接触,同时应邀参加“民先队”于1937年2月1日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还应邀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的斯诺夫妇见面,就中国的命运、抗日前途等问题交换意见,对国际友人了解“西安事变”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此后又赴天津、山东等地联络宣传。华北之行,历时一个多月,1937年2月,陈雨皋一行完成使命回到西安。
陈雨皋华北之行,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从内心深感中国共产党胸怀宽广,虚怀若谷,不记旧怨,在紧要关头,处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愧是抗日救国的领导核心和旗帜!他在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了国家和民族图存的希望。从心底对中国共产党充满敬仰之情。但是,作为一个党外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些主张和政策尚有一些疑虑和不解。比如:为什么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同意放蒋介石回南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方针是什么等等。使他萌生访问延安,寻求真理的念头。经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和姚警尘的介绍,1937年2月26日,陈雨皋到三原会见了叶剑英,经叶剑英安排,于3月2日,陈雨皋与李宗仁的秘密代表刘仲容同车赴延安参观访问。
3月4 日晚7时,毛泽东同志派人送来一张上书“请陈雨皋先生来我处一谈”的便条,邀陈雨皋到住处谈话。在延安的窑洞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同一个从国统区来的爱国知识分子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促膝长谈三个小时,使陈雨皋受到深刻教益。陈雨皋又在徐特立、毛泽民的陪同下,进行了一周参观。3月14日才怀着依恋的心情离开延安回到西安。延安之行,是陈雨皋人生历程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使他由一个倾向革命的爱国人士,转变为一个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战士。
从延安回到西安后,他被省教育厅委任为义务教育督导员,专司抗战时期的国民义务教育工作。此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团结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陈雨皋先生铭记毛主席的教导,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事业,为促进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同年4月,陈雨皋应杨明轩和西安市二中校长、中共地下党员江隆基的邀请,参加西安地区高中和师范学校师生座谈会及二中全校师生时事报告会。在这两个会上,他向师生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决心和在延安的观感。使西安的青年学生对党的抗日主张和实现国共合作的诚意有了进一步了解。7月,陕甘宁边区在旬邑县举办小学教师讲习会,陈雨皋欣然应邀前往讲学,受到边区关中分区教育部长张剑颖,分区政府主席霍维德及习仲勋书记的热情接待。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动员全民族抗战,在李敷仁、陈雨皋、姚一征等人的倡议和努力下,在西安创办了适合群众口味的通俗报纸——《老百姓报》,陈雨皋不但努力扶持报社的生存和发展,而且积极为报社撰写文章,揭露时弊,唤醒民众,动员百姓参加抗战。先后在《老百姓报》等报刊上发表《故乡的灾难》、《陕南人民的呼吁》、《健康状况调查》、《要赶紧改良县衙门》、《怎样改良县衙门》、《赶紧推行抗战的普及教育》,《救救失学青年》,《改进抗战部队的有效作法》等政论文章。与此同时,陈雨皋还广泛接触青年学生,积极鼓励、支持爱国青年到延安去,到抗战前线去,投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他的动员鼓励下,其亲属和朋友,如蔡德芳,蔡佑民、陈克、陈军、贾剑秋等,冲破国民党重重阻力,奔赴延安和抗战前线,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促进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的戎马生涯
1938年夏,大半个中国沦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沦陷区的青年学生和难民纷纷流亡内地,使非沦陷区本已存在的失学与失业的矛盾进一步加深。陈雨皋目睹大批青年学生失学,心急如焚。8月22日及23日,他在《西北文化日报》发表《救救失学青年》,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青年的就学问题。西安《工商日报》于本月24日,就陈雨皋的文章发表了题为《失学与失业的问题》的社论。陈雨皋关心青年,关心抗战的正义举动,遭到了省教育厅厅长周伯敏的诘难,横加指责,给以撤职留任的处分。陈雨皋受打击的情况被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负责人杨明轩知道,感到陈身处险恶,继续在此从事抗日救国工作已有困难,经与三十八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1938军9月初,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电邀陈雨皋赴中条山抗日前线共事,从此开始他7年的戊马生涯。
三十八军是“西安事变”以后,由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及西安绥靖公署所属部队组编而成。1937年底,该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开始了它的历史新阶段。1938年夏,赵寿山升任三十八军军长后,奉命率部开往中条山抗日前线。他采纳毛泽东主席“培养干部,改造部队”的建议,在山西平陆县茅津渡成立干训班,赵寿山兼任班主任,中共地下党员孔祥桢任班部教育主任,干训班下设军官队、军士队、军需队、军医队和通讯队。1938年9月陈雨皋到三十八军后,赵寿山任命陈为训练班军官队少校政治指导员兼教官。在训练班里,陈雨皋与孔祥桢密切配合,为三十八军培训了一大批思想进步的中下级军官。
1940年9月,陈雨皋调任军参谋处第三科(人事科)科长。他上遵赵寿山的指示,同时在中共三十八军工委的领导下,建立了一整套人事管理制度,对全军中下级干部进行全面调整,按照党的指示,安排了大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官兵担任军内各级领导职务,为我党掌握和改造这支抗日武装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3年,蒋介石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下决心搞垮三十八军。1 943年11月,蒋介石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将赵寿山调离三十八军,同时调任国民党顽固分子张耀明任该军军长。张到任后,即对全军中下级干部进行大撤换,并且采取卑劣手段,排挤迫害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官兵.中共三十八军工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在部队已经引起敌人注意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官兵进行有计划地撤退。正在病中的陈雨皋先生,由中共三十八军工委安排,于1944年5月回到石泉。
始终不忘自己是一名战士
陈雨皋先生虽然离开了抗日线前,但他始终不忘自己是一名战士。在石泉的几年中,他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宣传真理,揭露时弊,为民办事。为改变家乡人民的行路之难,1944年冬天,应邀到石泉中学等校作抗日形势报告,积极鼓励青年学生从军抗日,随后有50多名青年学生走上抗日前线。1945年冬天,陈雨皋抱病带领家乡群众修筑了从红卫双河口到县城的道路。他利用县“参议会”的讲台,揭露官府的腐败……。陈雨皋在石泉的一系列进步活动,又遭到反动势力的忌恨和迫害。1 949年10月28日,国民党石泉县府同胡宗南部“西安绥靖公署保密防谍队”相勾结,在石泉堡子湾秘密逮捕陈雨皋,将他先后押解安康、汉中。12月2日,押至四川绵阳准备秘密杀害。12月6日,绵阳解放,陈雨皋等180多名被囚人员获救脱险。1950年1月3日,陈雨皋由绵阳回到汉中,受到汪锋、陈先瑞、程文津等党、政、军领导同志的热情关怀。后由陈先瑞等送陕西省人民医院治疗,使他很快恢复健康。
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陈雨皋为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9月,又任命陈雨皋为陕西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1950年夏,他根据组织安排,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53年10月,任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副团长,率团赴朝慰问。1954年春回国,赴安康地区传达赴朝慰问情况。1955年4月,调陕西省司法厅任副厅长。1960年7月,任陕西省交通厅副厅长。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同时,他还先后担任民革陕西省委常委,陕西省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二、三届代表,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省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三届代表。陈雨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克己奉公,兢兢业业,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受到党内外同志的一致赞扬。1978年3月14日,这位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共同战斗了半个世纪的朋友和同志,因病在西安逝世,享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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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龙晏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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