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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大宗师》有云:“泉涸,鱼相与处於陆,相掬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至东晋,陶潜《与殷晋安别》诗云:“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而后《南史·隐逸传序》中,更有“或遁迹江湖之上,或藏名岩石之下”之句。又至北宋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有文:“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这里,江湖则用来指民间社会,分明有了几分与朝廷相对的意思。也许因为高人隐士不甘于受朝廷指挥控制,鄙弃仕途,以睥睨傲然之情,逍遥于适性之所,所以江湖也被近代武侠小说,引为豪杰侠客所闯荡的社会。 什么是江湖?人即是江湖。什么是江湖?恩怨即是江湖。江湖是美丽的,在深夜的街头独自挥舞着刻着自己名字的剑,像风一样潇洒;江湖是无奈的,看着自己的师友至爱喋血黄沙,为报仇也只能十年面壁。这就是江湖。在江湖里,你可以和你的爱侣双剑合璧,共奏一曲“笑傲江湖”。也可以凭着自己的绝顶聪明,找寻传说中的秘籍,练就绝世的武功。或者开山收徒,成为受人景仰的宗师。也可以打一把自己的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成为传说中的孤独剑客。 古龙笔下有一角色名燕十三,曾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更成为惊世之言。至此,江湖的称谓为更多的人接受,也有了更深更广的内涵。最终千年以后,也是由古龙先生为江湖的称谓做了总结: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诚如斯言,记得徐克版的《笑傲江湖Ⅱ东方不败》,那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水墨山水、纯真作品,因为任我行“只要有人,就会有恩怨而”变得沉重。人之悲哀,就在于江湖。 如果以较为直白易懂的描述来说的话,武侠小说中的江湖,其实就是以小说中的有武功的人以及与他们相关的人所组成的关系网,一个小型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不必担心衣食住行,不必担心法律制裁,可以说是一个完全以实力(主要是武功强弱)说话的世界,但就像它脱去了恶人身上的枷锁一般,它同样也解放了正义之士思想的束缚,使之可以快意恩仇,以暴制暴。在这个设定之下,反面角色虽多,但侠义之士出现的概率也要远大于现实社会。这也是为什么武侠小说被称为“成年人的童话”的缘由。 似乎,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它总是在不断地变化,被不断地解读。许它本就不曾变过,而是解读它的人附带了个人的情感,认为自己的心境就是它。恰是古语“忧者见之而忧,喜者见之而喜”罢了。而若说心境,又不得不说被儒化了的佛。唐时,希运禅师在《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道:“凡夫取境,道人取心。心境双忘,乃是真法。” “诸佛与众生,唯是一心,更无别法。此心无始已来,不曾生,不曾灭,不青不黄,无形无相。不属有无,不计新旧,非长非短,非大非小,超过一切限量、名言、踪迹、对待。当体便是,动念即差。犹如虚空,无有边际,不可测度。惟此一心即是佛,佛与众生更无差异。” 这便是禅宗宣扬的“即心即佛”说,早为天下学禅者普遍接受。从达摩来东土传法,即倡导要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将心等同于佛,这是禅宗的一贯主张。“达摩大师到中国,唯说一心,唯传一法,以佛传佛,不说余佛,以法传法,不说余法。”但许多学禅者,舍本逐末,妄求佛法,时希运禅师批评道:“如今学道人,不悟此心体,便于心上生心,向外求佛。”然众生着相外求,“求之转失,使佛觅佛,将心捉心,穷劫尽形,终不可得。不知息念忘虑,佛自现前,此心即是佛,佛即是众生。为众生时,此心不灭,为诸佛时,此心不添,乃至六度万行,河沙功德,本自具足,不假修添,遇缘即施,缘息即寂。” 既然“即心是佛”,那么应如何来体认这颗心?又如何来见道呢?希运提出了“无心是道”的主张,他认为“即心是佛,无心是道。但无生心动念、有无长短、彼我能所等心,心本是佛,佛本是心。”心体净明,犹如虚空,具足一切功德,不假修添,所以,“举心动念,即乖法体”,在此意义上,马祖道一从否定的角度提出了“非心非佛”说,而希运在这里则以“无心”来取代。道一在否定之后提出了“平常心是道”说,而希运则不再另立“平常心”,直接指出“无心是道”,这就指出了修行实践中的途径和方法。希运说:“但直下无心,本体自现,如大日轮升于虚空,遍照十方更无障碍。”希运以“无心”为纲要,反复强调“无念”、“无求”,以证佛果,这又回归于《坛经》提倡的“以无念为宗”的法门。 “万法唯心,心亦不可得”,因此,不可将心更求于心。若以心求心,以佛求佛,无异于头上安头,角上安角,所以希运认为“不如当下无心,便是本法,”“唯直下顿了自心本来是佛,无一法可得,无一行可修,此是无上道,此是真如佛”。无心可用,无道可修,学道者“但能无心,便是究竟。学道人若不直下无心,累劫修行终不成道,被三乘功行拘系,不得解脱。”希运认为,悟道无须通过外在的修习工夫,而只是人与道之间的“默契”。他说:“学道人直下无心,默契而已。”这便是无为法门,能悟得此法门者,被称为“无心道人”、“无为道人”。 在佛语中,佛者,心也,空性是也,本质本心是也,能觉一切之本体,万物之源,亦名太极是也,何为太极?无极而太极,即没有极性、没有属性、没有色相、无生无灭的本质,故名为佛性,名为法身,名为真如,名为摩尼珠,名为如来藏,此佛身,非色身,非因缘身,非有漏之身。所以,佛并不是指某人,人是本质所暂时依住的现象,见到不生不灭的本质,并能回归的人,才叫佛,本质即为佛,本质若不是佛,佛的法力与智慧又从何得来?妄想所得?自是不实际的,佛就因有法力,才得以在乱世中称雄,而不像耶稣那样被人陷害。 佛语自是高深莫测,悟,源于心,止于心。我参不透,许正如那心境,那心境便是江湖。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江湖,或喧嚣或宁静,或繁杂纷乱或清静无为。那是老庄的世界,是魏晋的风度。 魏晋风度究竟是什么?难道真如前人得考证那般?它是春秋战国后第一个分裂期知识分子被迫依附某个政治集团的散漫心境;是独尊儒术后儒术又不值钱因而“援老入儒”的尴尬处境;是哲学讨论日常化的大众情境。是清谈、吃药和喝酒,组成了风度中的风度。我想不是的,那是一丝无法抒怀的无奈,是一曲《广陵散》无人听赏的孤独。 只是这世界,似乎不是老庄的世界了。 “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明清王夫之说这话时,一眼就看出曹操为儿子曹丕、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在知识分子中各杀了一只骇“猴”的“鸡”。魏晋文坛,便没有了文人的噪音;魏晋风度,第一眼便是血染的风采。争势篡位,司马氏父子杀“鸡”要来得更为爽利,司马懿宰了何晏,司马师宰了夏侯玄,使正始之音断了两根弦。原来篡位者竟是这么振振有词,原来杀人者真是这般有恃无恐!信仰失落的痛苦和官方压抑的恐怖,致使魏晋文人一边精心避祸,一边强行理解,仓猝之间行为乖张,出现了种种独特的风度。 “魏晋风度”一词实出自鲁迅那场著名的演讲。晋人在我们印象里轻裘缓带,不鞋而屐。他们“简约云澹,超然绝俗”。那种名士风范确实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正如曹操所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和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弥漫了整个魏晋的天空,当是时“悲凉之雾,遍被华林”(鲁迅语)。中国的魏晋时代,长期的战乱,离愁,太轻易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让他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生命的长度不可增加时,唯有选择拓展生命的宽度。这时节,各种张扬的,个性的,甚至夸张的生命个体被重视,被渲染,被接受。 在这里,即刻的感受超乎一切,人们在这一分钟里颖悟,超脱,放纵,这一分钟里世界只剩下自己。一切都直逼本心,超然物外,令人叹服。这个时候的追求感观,心灵享受绝非堕落淫靡,而是一种自觉高尚情趣的体现。生命,在这里开的绚烂之极,光耀千古。中国文化史上鲜有如此放旷自然的生命。 错过魏晋,儒、释、道,各自成型,中国的文人们再不用效穷途之哭。 错过魏晋,经世匡政重走正道,中国诗篇里再也没有陶潜悠然菊花香。 错过魏晋,义理成风,规矩长存,中国名士们再也不敢纵酒狂歌,散发山阿,白眼向权贵,折齿为美人。 这一切,都如千余年前在洛阳东市刑场上,嵇康奏响的《广陵散》一样,成了千古绝响! 那为一杯酒放弃生后名的率真,闻美人殁而往吊之的坦荡,裸形体而法自然的放浪,一任狂澜既倒宠辱不惊的淡定,是处不拘小节的自然,处世维艰幽默对之的旷达。这一切的至情至性无不让我们深深震撼和景仰。 这就是魏晋风度吧,这就是你们心里的世界吧,就是你们对老庄世界的解读吧。这是多么繁复的多幕剧,参杂着悲喜,只是悲于自己,喜于后人。 众所周知在古代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大文化流派(姑且称为流派吧)合一,初起唐。前面说过,凡事物发展必有其过程,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虽三教讲论,肇始于北周武帝时,但汉室晚期后,原本儒学的崩塌,人类心境深处的迷茫不断促使着心向解脱,若不是经过魏晋,何至唐时合流。及宋,儒学通过吸收、发展,称为理学。及明,尤其是晚明,三教合一的思想更成一代思潮蔚为风气。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并由众多名僧、方士参与其间,互相交游,互为影响,最终导致佛、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学的通俗化。 明太祖朱元璋首开明代三教合一风气之先。太祖曾经入寺为僧的经历,使他洞悉佛、道二教阴翊王化的玄机,深知佛、道二教内部的弊端,并力行整顿。在此基础上,明太祖进而提出了三教并用之说:"若绝弃之而杳然,则世无神鬼,人无畏矣。王纲力用焉。于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朱元璋曾自制僧律二十六条,颁于皇觉寺。内一款云:"凡有明经儒士,及云水高僧,及能文道士若欲留寺,听从其便,诸僧得以询问道理,晓解文辞。"明经儒士、能文道士留居僧寺,其实就是鼓励僧流参儒、道二氏法度,所透露的基本信息则是三教合流。 尽管明太祖朱元璋倡导三教合一,但他又深知佛、道一旦深入民间,与世俗混淆,并成立带有浓厚世俗色彩的民间宗教,就会对传统统治构成威胁。这一点已为元末红巾军的历史所证实,朱元璋对此抱有清醒的认识。明帝国一建立,他就开始整顿僧、道门风,严禁僧、道与世俗混同。自正统以后,僧徒冗滥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在这些僧徒中,很多没有取得国家的合法度牒,多为私自剃度,其间的成分也就相当复杂,有因户内丁多、求避差役者,有因盗事被发而更名换姓者,有系灶丁灶户负盐课而偷身苟免者。成分如此复杂,加上出家为僧的目的又不一,以及商业发达以后所导致的城市生活繁华对僧徒的诱惑,难免使僧徒耐不住寺院的寂寞,萌生享受世俗生活的贪念。与此同时,僧人以民间百姓为门徒,垄断民间修斋作福之类的佛事,并在岁时节序至民间打秋风,获取斋粮,如此等等,无不都是佛教与世俗发生联系的反映。 至此,释与道沦为政治的傀儡。 (注解,原本我以为儒学本是政治的产物,故此不说儒沦为傀儡,只因它本就是政治。想想当年的孔、孟夫子的本初,必是想助那崩塌的礼乐,入世有所作为。)儒、佛、道合流的一大结局,就是导致儒、佛、道世俗化。所谓世俗化,就佛、道而言,就是从远离人情物理的虚寂、玄远世界,回归充满人情意味的尘世;而从儒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从程朱理学那种极端化的"天理",回复到颇有人情味的"良知",从而与近代化的进程桴鼓相应。 毋庸讳言,三教合一本不是件坏事。但随着儒、佛、道三教的合流,儒、佛、道世俗化的深入,不免产生了一股"狂禅"的习气,从而导致士人逾越礼教的规范,纵欲主义的思潮泛滥;甚或佛、道二教清净门风败坏,僧人、道士趋于无赖化。从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观念的变迁来看,初期合流不过是藉此维系礼教秩序下的传统统治。而至中期以后,士大夫或逃释,或趋玄,三教合流已成定势,无不说明理学已是穷途末路。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儒家异端分子从儒家阵营中游离出来,举起三教合流的大旗,从而使这一思潮更加深入民间,并在晚明各个文化层面烙下深浅不同的印记。 士大夫的逃逸却是为何?恰如李贽,一个离经叛道的狂者。知道历史的人都知道,他提倡的是人的自由,也是所谓的人文主义。只是这多少有些戏剧,儒士想着出世,佛、道想着入世。恰如钱钟书先生关于围城的解读,“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去。”想必先生他也是看透了这江湖,恰如那婚姻。 什么是江湖?人即是江湖。什么是江湖?恩怨即是江湖。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有恩怨的地方就会有江湖。只是江湖可不可以不那么世俗,那么无奈?去不得,而又到不了。我想可以的,那就在自个儿的心里,那是一片乐土,宁静淡泊,远隔喧嚣。只是出入,于我们只有一次。 许你就是那晋太元中的武陵人,以捕鱼为业。沿溪行,忘了走多久。忽见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你倍感惊奇,复前行,欲穷其林。然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村人见你,乃大惊,问所从来。一一应答。村人邀回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人至,咸来问讯。他们说先世为避秦乱,率妻子乡人来此绝境,不再复出,遂与外人间隔。你问今是何世,村人竟不知有汉,更别说魏晋了。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你停顿数日,方辞去。别时村人嘱托:“不可与外人说道此处。”既出,得船,便扶向路,处处标记。及世,说与世长。世长即遣人随你往寻,沿着标记找了半月,竟然迷了路,寻不得了那地方。后国长闻之,欣然规往。然未果,不久病死。关于此处,后无问津者。 后记: 值三月末,玩《九龙朝》。游历秦汉晋隋唐,想起自己内心编制的江湖世界,翻箱倒柜,忽发现册子藏于单位。遂上网搜寻儒释道的内容,摘抄多篇文字,联想当世人遭遇,有感,成此篇讽刺之文。此文为整合篇,发于此,只为与心正迷茫之人一起激励。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江湖,自己进得去出得来,只为生活。别人寻不得,进不去,探不得究竟,只因那是本心。心境该是宁静的净土,不因沾惹尘世的贪婪、喧嚣和纷杂,而因保持宁默、清远。唯有心静,方才不应入世的无奈而绝望,迷失本真。恰如古人,出世的无作为是为了入世的作为而积攒智慧与力量,即便摧眉折腰事权贵,亦能得到开心颜。因为这种无奈无法更改,我们只能改变自己。只是改变的前提是,不能失去本心,以致心境崩塌,成为“重零”或者“五败”,为“七魄”驱使。 (注:重零、五败、七魄,为动漫《侠岚》中的邪恶势力)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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