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济寺记忆（一）

普济寺是个村，老早就叫普济寺。它距县城约十多里，我童年的记忆大多留在这里。印象中它有个更响亮的名字——东方红！它周围的村庄同样有着不同凡响的名字，分别叫太阳红、长沙铺和反修大队，它们都属胜利公社管。

一晃离开普济寺三十多年了，虽然时常从河对面公路驱车经过，但都是匆匆忙忙，只浏览个外观，并没再走进它的躯体和心脏。几日前，约了一帮“驴友”，正儿八经回了趟普济寺。

初冬的早晨，寒气逼人，路边荒草已结着薄薄的白霜，沿路的沟沟凹凹也结了冰，小树条、落叶、还有一些杂物凝固在冰面上，构成一幅幅雕塑图画，让人遐想联翩。当年半山腰凿出的小道早被宽敞的通村水泥路取代了，看着熟悉而陌生的环境，我努力寻找过去的痕迹，使劲儿回忆童年的趣事，思绪随着呼出的股股热气融化在银灰色的天空……

我们的小屋

母亲带我们兄妹到那儿时，普济寺村已改名叫东方红大队，寺庙早就是学校了，母亲就是来这所学校任教的。我们依次在这里插班上了一年级、三年级和五年级，小妹才三岁，妈妈天天得把她送到一位老奶奶那儿。

父亲、母亲都是从关中平原支边到陕南的，母亲从远离县城的大山一步步调进这所学校时，我们兄妹四人才陆陆续续从外婆家接到父母身边大团圆。我真正上学是从三年级开始的，以前居住、上学都是“打游击”，母亲在哪教书，我就在哪儿居住和上学，母亲教几年级，我就上几年级。

我们搬进了学校大门后第一间小屋，墙中间支张桌，两边剩余的地方用课凳支张木板，铺层稻草再压上垫被子，左边母亲和两个妹妹睡，右边是我和哥哥的地界，床尾墙角砌个柴灶，就是我们的厨房了。

小屋大概十平米左右，狭窄、潮湿、黑暗，也只能睡个觉，平日吃饭、来个客一般都坐门外，冬天冷，进屋里就只好坐床上了。好在农村学校不留家庭作业，否则我们就要和妈妈挤一张课桌了。有时非要在家做作业，我们就和大多数农村孩子一样，站着趴在墙上将就了。

小屋虽小，可毕竟是我们的家，妈妈和了点浆糊，用学生的试卷反面把墙糊了个遍，那时期终考试是不发还卷子的，糊墙的试卷还是妈妈从上一所学校带来的。卷子纸一糊，小屋顿时亮堂多了。妈妈在紧挨办公桌的墙正中毕恭毕敬贴上毛主席画像，在另一侧墙上贴了张《红灯记》里身穿红衣的李铁梅双手扯着长辫子瞪眼怒斥鬼子的宣传画，铁梅那犀利寒光的圆眼睛连我们看着也害怕。妈妈经常吓唬妹妹：“你再不听话，我就叫她下来把你背走！”后来我们把这幅画撕掉换成一个胖小子乐呵呵骑在大鲤鱼身上的年画，就再也没有恐惧感了。

我们的小门时隐时现，关上学校大门，小门就露出来了，打开大门，小门就藏在大门背后了，那时没少向伙伴们吹嘘我家有两道门。

卑贱的人名儿

初到普济，一起都陌生、新鲜。好在人小也不怕啥，不一会儿就和同样好奇围观我们的孩子们混熟了。

感觉他们的名字很好玩，大队的名字很气派，可他们的名字丑贱得可怜，什么叫化儿、狗娃子、苕娃子，而且还是大狗娃子、小狗娃子、大苕、小苕，有的干脆就叫娃娃子、大娃娃子、小娃娃子，没有一个洋气能叫得出口的。女孩儿更可怜，直接没名字，就叫女儿。若女孩多了，就按大小叫大女儿、二女儿、三女儿……幺女儿。

他们的大名一般都按辈分起，三个字的名字“自由裁量权”只有一个，大多也就是兵、军、东、伟之类的，富、贵、钱、财等字眼儿是绝对不能出现的；女孩儿也尽是英儿啊、珍儿啊、玲儿啊的，最洋气的名字是带“红”字的。一个班的学生按辈分排，可能一个家族好几代的都有。孩子们在一起玩耍时，一般都呼小名，只有点名和老师在场时才叫大名。

好多家长领着孩子来学校报名上学时，查户口才知道自己孩子的大名。这些大名一般都是村里有威望的知识人起的，不少学生大名是老师上课临时给改的，以后就照这名字叫了。

村里黄昏的时候特别热闹，村东头女声喊 “狗娃子哎——回来恰饭！”村西头似男似女声叫 “叫（土音为“gào”）化儿哎——回来胀衣禄罐儿！”村南头男粗声扯起喉咙 “大苕——幺女儿——挨刀的还不回来？”喊叫声此起彼伏，就像比赛。

“驴子，走快点！还驴子呢！”驴友间很随便，都是直呼小名或外号，我的这位驴友小名、外号就叫“驴子”，他的父亲原来是搞运输的，当时搞运输就是拉架子车，想必父辈做梦都想有一头能帮他拉车的驴子，所以给孩子起小名叫驴子。无独有偶，这小子脾气倔强，认死理，人送外号也是“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