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西汉张骞通使西域后，佛教沿着“丝绸之路”，由西而东，由边疆而内地，逐渐传入中国。《魏书·释老志》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尹存口授浮屠经。”表明西汉末年，大月氏国使臣已在长安通过口授方式，传播佛教。
佛教在长安广泛传播始于东汉。据《陕西通志》《西安府志》记载，东汉时长安建有三台寺、宝泉寺、福胜寺等寺院。西晋秦始二年（公元266年），大月氏国僧人竺法护开始在长安翻译佛经。西晋末年，洛阳、长安两京建有佛寺180座，天竺（今印度）和西域来华传教、译经的僧人达70多人，中国僧人去印度等国取经的有近90人之多。东晋十六国时期，氐族前秦政权定都长安，苻坚笃信佛教，于建元十五年（公元379年）迎高僧佛图澄大弟子道安至长安五重寺进行讲经授法。道安长于佛教哲学，与法和协助僧伽提婆、昙摩难提、僧伽跋澄等译经，并首次编纂汉译佛教经录《综理众经目录》，制定“僧尼轨范”，为后世僧徒所遵循。苻坚好佛，为迎请西域高僧鸠摩罗什，由此引发了吕光征伐西域的战争。羌族后秦政权定都长安后，弘始三年（公元401年），鸠摩罗什到达长安，被尊为国师，多次在西明阁和逍遥园讲经译经，于是出现了“十万流沙来振锡，三千弟子共译经”的空前盛况，8年之中，率领沙门3000余人校译梵文经典，共译出佛教经典74部384卷（据《开元释教录》）。其中《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成为佛教三论宗所依据的主要经典，《成实论》成为成实宗的主要依据，《法华经》成为天台宗的主要经典，《阿弥陀经》成为净土宗的“三经”之一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对佛教在中国乃至亚洲东方的传播具有重要作用和影响，长安遂成为佛教的中心。
北朝时期，长安佛教相当兴盛，统治阶级崇信佛教，修寺建塔，风靡长安。此期，陟岵、陟屺二寺已远近闻名，庄严、总持、隆圣诸寺更是雄伟辉煌。北周时期，鲜卑族政权定都长安，全国有寺院万余座，僧侣100万人，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建德元年（公元572年），武帝宇文邕推行灭佛政策，颁诏禁断佛、道两教，把僧侣地主的寺院、土地、资产强行没收，以充军国之用；又把所有僧尼和寺院所属僧祗户、佛图户编人民籍，视为平民，按规定缴纳赋税和服兵役徭役。此举使北周迅速强大起来，出现了“民役稍稀，租调年增，兵师日盛”的局面。
隋代定都大兴城（今西安），恢复北周禁断的佛教。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文帝颁诏“皈依三宝，重举佛教”，“有毁佛天尊像者，以大逆不道论”。开皇二年（公元582年），文帝命在京城扩建始建于北周的遵善寺，尊为“国寺”，改名大兴善寺。开皇、仁寿（公元581～604年）年间，全国新建寺塔5000余座，新造佛像60余万躯，新度僧尼23万多人。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佛教也在中国进入空前发展和繁盛时代。据《两京新记》记载，长安城内佛寺多达百余座。按《唐两京城坊考》所记，有名可考的僧寺122座，尼寺31座。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太宗批准开启塔庙始祖法门寺地宫，请出佛骨舍利，就地顶礼膜拜，长安为之轰动。这一举措，拉开了唐代皇帝迎送佛骨供奉活动的序幕，其后“三十年一开”成为定制，逐渐升格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项盛典。其间，帝王、皇室、贵族、官僚也常以兴建佛寺、剃度僧尼为荣耀。如太宗于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为穆太后建慈德寺；高宗于显庆元年（公元656年）为皇太子李弘造西明寺；文明元年（公元684年），高宗死后百日，皇室为其建大献福寺；武则天去世后，中宗为其造圣善寺，立报慈恩。再如高宗为高安长公主建崇敬寺，高宗为卫怀王元霸建灵安寺，章怀太子李贤舍宅立千福寺，太平公主为武则天立罔极寺，宦官高力士立保寿寺，宰相王缙舍宅立宝应寺等，不胜枚举。长安城内的佛教寺院，分布受住宅、里坊分布的影响，相对集中距皇城东、西、南三面较近的里坊中。其建筑规模大小不一，不尽相同，其中由皇家敕建的寺院一般规模宏大，殿宇富丽堂皇。如：占靖善坊1坊之地的大兴善寺面积约24.5万平方米；占晋昌坊半坊之地的大慈恩寺和占长乐坊半坊之地的大安国寺面积各约24.6万平方米，其中大慈恩寺“重楼复殿，云阁洞房，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位于长安城西南隅的和平、永阳2坊南北相连，两坊东半部为大庄严寺，两坊西半部为大总持寺，两寺占地面积各约46万平方米。另如大荐福寺占了开化坊的南半部，西明寺“寺面三百五十步，周围数里”，章敬寺“总四十八院，四千一百三十余间”等等。在长安诸寺富丽堂皇的殿宇内，由名画家绘制壁画，更是当时的风尚。如王维在千福寺画有辋川图，吴道子在资圣寺画有执戟武士、在菩提寺内画有礼佛仙人图等，在当时具有一定影响。
中晚唐以后，长安诸寺盛行唱导、俗讲。从讲解经论义理，变为演说因缘比喻，使一般大众更易理解佛教之义，又杂以梵呗韵赞，悠扬动听，使听众不知疲倦。长安是全国俗讲盛行的中心，而且得到皇室的提倡。
唐时，由于“丝绸之路”的通达，中国西行求法的僧人络绎于途。其间，从长安出发的部分僧人，不惜生命，突破了地理上的壁障，历尽艰险，前赴后继，勇于探求，使世界上不同地区的文化体系互相交流，从而大大开拓了中国人民的眼界，丰富了本国学术文化的内容。诸多西行求法的佼佼者中，首推独涉流沙而义无反顾的玄奘和孤征南海而勇往直前的义净，此二人先后分别在大慈恩寺和大荐福寺主持佛经译场，取得巨大成就。有唐一代，以玄奘主持的大慈恩寺译场、义净主持的大荐福寺译场和不空主持的大兴善寺译场最为突出，因而被称为长安城中的佛经三大译场。此期，全国译出佛典总数达372部2159卷，其中大部分集中在长安的寺院中译出。长安译经事业的兴盛是由于唐朝廷给予译场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如玄奘主持大慈恩寺译场时，朝廷为玄奘专门修造翻译院，组织各地的硕学高僧参加译务。太宗还亲自为新译出的经论撰写《大唐三藏圣教序》。在佛经翻译和研究空前发展下，显密各宗经论次第译出，各种教理和修持体系也逐渐形成。所以到唐代，中国佛教的十大宗派陆续产生，除天台宗和禅宗之外，其他8个宗派都发祥于长安的名刹古寺。如三论宗、成实宗是姚秦时的龟兹高僧鸠摩罗什在草堂寺开创；唯识宗、俱舍宗是唐初高僧玄奘及其弟子窥基、普光在大慈恩寺开创；华严宗是唐初高僧杜顺开创，人们将其的灵骨塔所在的华严寺视作该宗的祖庭；净土宗是唐初高僧善导和尚开创，后人以其灵骨供养塔所在的香积寺为净土宗的祖庭；律宗是唐初高僧道宣在净业寺开创；密宗是开元（公元713～741年）年间到长安的印度及西域高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在大兴善寺内开创。此期，在长安城内还有佛教支派三阶教，其创始人为信行，但因其宗旨与佛教其他各宗很不协调，一直被视作异端邪说，不断遭到禁止打击。唐长安城佛教宗派隆盛，四方僧徒来自印度、西域诸国和朝鲜、日本等地，这些僧人到长安后，大都慕名住在慈恩、荐福、西明、兴善、青龙诸寺内，或传译佛经，讲经授徒；或拜谒名师，就学门下；或周咨博访，礼拜胜迹。如随同日本出使中国的官方使节而来的学问僧，大都到长安学习佛学和汉字，有的长达二三十年。学成返回时，带回大批佛教经典及大量文物、文化典籍，从而使佛教宗派、修持体系、佛教工艺和建筑艺术等在日本广泛传播。
唐代，长安诸寺都广占田园，大敛资财，役使奴婢。据《法苑珠林》记载：“国家大寺，如长安西明、大慈恩寺等，除口分地外，别有敕赐田庄，所有供给，并是国家供养。”另外，贵族、官僚、富豪还将大量田产房舍捐给寺院。寺院凭借其不向国家缴纳赋税，不服徭役的特权，购置田产，盘剥增殖，并隐匿逃户。有的更倚仗权势，肆意侵吞百姓。如僧人慧苑恃太平公主的权势，“逼夺民产”而“畜赀千万”，后因罪被抄没时，财产高达1300万贯。寺院经济迅速膨胀，以致“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甚至达到“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的程度。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直接威胁到以皇帝为代表的世俗地主阶级的利益，僧侣地主与世俗地主的矛盾，已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所以，自敬宗、文宗以后，唐朝廷就有了灭佛的意图。到武宗时，遂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朝廷敕令灭佛。长安原有2000多座寺院，除长安城内朱雀大街街左留大慈恩寺和大荐福寺，街右留西明寺和庄严寺（僧尼共100余人），其余寺院则一律拆除，财货、田产一律没收充公，金属钟、像之类，或销毁铸钱，或造农具，僧尼则被勒令还俗。此次灭佛，全国共拆除寺院、庙宇4.46万座，勒令僧尼还俗26万多人，赦免寺院奴婢15万多人，没收寺院所占良田数千万顷。这次灭佛对于解放劳动力，发展生产力，起到了积极作用。其后的懿宗、僖宗照样崇佛佞佛，照样迎佛骨供奉，然其规模和声势远逊于前。
唐代灭亡以后，长安失去国都地位，也就失去全国佛教中心的地位。佛教寺院大都因唐末战乱相继废弃，逐渐湮没，以至今日地面已无遗址可寻，如西明、安国诸寺就是如此。自魏晋南北朝至五代十国，中国佛教经历了历时近千年的传入、研习、传播和发展的阶段，而长安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利用了有利的京都优势，有机地整合和融合了全国佛教的各个教派，使印度佛教完成了其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融入了中国社会，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五代以后，随着长安战乱的延续及政治中心的东移，长安地区已失去了国都及中心的地位，多数佛教寺院相继废弃、湮灭，明清时代虽多有修复，但已大减当年的规模，昔日盛况已无复再现。明代和清代，西安佛教呈现出复兴的趋势，其突出表现是修复和新建了一些佛教寺院。但在同治（公元1862～1874年）年间，清廷镇压回民起义的战火再一次使西安近郊的佛教寺院遭到严重破坏，各大寺院无不殃及，以致许多寺院（如崇圣、资圣、章敬等寺）再也无法恢复。民国（1912～1949年）时期，西安乃至关中连年兵荒马乱，不遑宁日，域内大部分寺院多次遭到破坏，寺宇倾圮，僧众零散，各寺院至解放前仅有少量僧人住寺。民国16年（1927年），康寄遥居士等发起成立西安佛刊社（翌年更名为西安佛化社），并创办《佛化随刊》《大众月刊》等刊物。民国30年（1941年），陕西佛教界曾成立以朗照为理事长的陕西佛教理事会，意在重新振兴佛教，但没有什么成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安市政府认真贯彻上级指示，保障公民信仰自由，从1955年冬季开始，拨付专款，逐步对西安的佛教寺院进行翻修，添置佛像、法器。同时确定大兴善寺等部分佛教寺院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6年，大兴善寺与卧龙寺、大慈恩寺、广惠寺、木塔寺、开元寺等几座寺院的僧人合并，进行统一管理，共有僧人50余名。僧人依照农禅并重、以寺养寺的原则进行法事活动和开展农耕生产，同时开办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有土地40亩。僧人一面诵经修持，一面耕种土地，种有粮食作物和蔬菜，达到生活的自给自足。僧人生活有保障，信仰受保护，皆心情舒畅。1958年，陕西、甘肃、青海3省的佛教信众共推代表在西安开会，会后陕西省成立了佛教协会筹备委员会，朗照法师、妙藏法师和关符清喇嘛为负责人。从此时起，西安的佛教事务由其直管。1962年11月，西安佛教协会在西安的卧龙寺正式成立，卧龙寺方丈朗照法师被推举为会长。1965年后，西安的部分佛教寺院被辟为公园，交由园林部门管理。“文化大革命”期间，西安亦和全国各地一样，佛教被禁止，寺院遭破坏，房舍被占用，僧人或还俗、或散走他乡，佛像、法器、经典被毁坏，只有少部分被文物部门保护下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宗教政策进一步落实，1983年，西安佛教协会完全恢复，会址在大兴善寺。其间，部分寺院又由园林部门交回寺院僧人自行管理。1984年5月，西安市佛教协会在大兴善寺成立，西安的佛教进入良好的发展期，僧众过着正常的宗教生活，按时诵经礼佛，举行各种佛事法会。男女居士也常到寺院开展活动。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外佛教僧团到西安友好访问的日益频繁。在经济方面，西安市人民政府对域内的寺院实行“以寺养寺”的政策，调动了各寺院僧人的积极性。寺院的方丈、主持也在寺内加强管理，创办各种旅游设施，吸引国内外游客来寺院参观，使寺院经济长足发展。寺院经济的发展也改变了僧人的居住及生活条件，殿宇僧舍的增加，使各寺院更显恢弘，更具吸引力，促进了旅游事业和佛教的进一步发展。1990年，西安有佛教寺庙68座，宗教职业者282人，其中比丘208人，比丘尼72人，喇嘛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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