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宗教概况（1）

    西安宗教源远流长，早在6000～7000年前的半坡时期，西安先民就有灵魂不死的观念。西周建都丰、镐，城市布局“左祖右社”（《周礼·考工记》）。“祖”为祖庙，“社”为祭天的祭坛，表明当时相当重视对祖先和天神的祭祀。春秋战国时期，秦人占有关中地区，崇尚以上帝为首的多神教。《史记·封禅书》载，秦人祭祀的共有八神：一曰天主，二曰地主，三曰兵主，四曰阴主，五曰阳主，六曰月主，七曰日主，八曰四时主。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特别迷信神仙术，并利用“五行终始说”，制定了各项巩固中央集权的礼仪制度。西汉定都长安，崇奉黄老之学。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被提升到“儒教”的高度，神仙术进一步发展，所谓的“巫蛊”由此发端。
    东汉前期和末年，佛教和道教传至长安。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长安作为多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国都，饱经战乱和灾荒，佛教深入人心，发展很快。此时，长安已广建佛寺，大兴善寺相传就是西晋初的泰始（公元265～274年）年间创建的。西行求法最早的朱士行和这一时期西行求法成绩最显著的法显，都是从长安出发的。可见在佛教初传时，长安即处于地理要冲的地位。前秦、后秦时，长安的佛教已很兴盛。前秦苻坚笃信佛教，迎高僧佛图澄弟子道安于长安的五重寺，领众数千人，讲经授法。后秦姚兴迎鸠摩罗什于长安逍遥园，形成“十万流沙来振锡，三千弟子共译经”的局面，盛况空前。北朝时期，统治阶级更是崇佛，修寺建塔，风靡一时。长安佛寺十分隆盛，陟岵、陟屺二寺名闻天下。北周武帝限制佛教，诏命灭佛。隋代定都大兴城，文帝即位，一反北周武帝灭佛的政策，今天下营造经像，致使佛经比儒家的六经多好几倍。同时，到处建寺造塔，广度僧尼，还在移都大兴城时，便立寺额120方于朝堂。当时的大兴善寺、大庄严寺、大总持寺、隆圣寺等最为宏伟。由于文帝的提倡，佛教又得以复兴。
    唐代定都长安，尊崇道教为“国教”，神化老子，奉为“国祖”，道教因此进入鼎盛时期。此期，佛教也在中国步入昌盛阶段。唐代国家统一，疆域辽阔，交通发达，经济繁荣，以其空前的包容性，吸取各种外来民族的先进文化，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文化艺术。佛教因此迎来在中国的黄金时代，当时的首都长安，佛寺林立。以玄奘为代表的名僧，相继辈出，佛经翻译超越前代，教理的研究各有主张，并逐渐世俗化、中国化，从而派生出学术化、艺术化。其间，长安南边的终南山也成了众多僧人建寺立院、栖身念佛修行的处所，故有“一片白云遮不住，满山红叶尽是僧”之说。随后，佛教思想越来越多地渗透到其他领域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着寺院经济的发展，具有中国佛教特色的佛教宗派如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律宗、净土宗、密宗、三阶教等，先后在长安出现，声誉远播，影响所及，日本、朝鲜、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学问僧不顾海涛之险，纷纷来长安求法，归国后开宗传教。这种渊源关系，信仰者至今念念不忘。历史的因缘，形成了今天西安乃至陕西境内留存在地上地下的佛教遗迹、文物碑石和经卷造像十分丰富。
    道、佛两教渗透到唐代社会的各个领域，并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又使其他一些宗教传入长安，如祆教（又名拜火教、火祆教、波斯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正是在唐代，佛教从长安东传日本等国家。
    唐武宗会昌灭佛，使佛教遭受了一次沉重打击，景教湮没无闻，摩尼教转入秘密状态，伊斯兰教、祆教几乎绝迹，在唐末战乱中，道观也多数被毁。唐代灭亡后，长安失去国都地位，宗教随之趋向衰弱。宋代长安，道教有所恢复。金、元时期的长安，户县祖庵重阳宫一度成为北方道教全真派的活动中心之一。
    明代和清代西安，佛教、伊斯兰教有较大发展，基督教、天主教相继传入。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宣布对天主教弛禁，大批外国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进入内地传教，陕西关中及西安的天主教很快发展起来。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天主教的发展更快。基督教协同会、安息日会、圣公会等教派，也纷纷进入西安并建立组织。
    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混战和日本侵略，西安宗教没有大的发展。国民党军队驻扎在佛寺道观，对寺庙破坏十分严重，僧人、尼姑、道士的生活十分艰难，不少人以沿街化缘为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安宗教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政治上，逐步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军阀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控制，不再为其服务。基督教、天主教界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拒绝接受外国教会及传教士的津贴，驱逐教会内帝国主义分子，割断与帝国主义的经济联系，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自1957年下半年开始，陆续进行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揭露和打击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废除了宗教中的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使其摆脱了反动势力的控制和影响，成为信教群众自己管理的宗教。
    1958年以后，宗教工作中“左”的错误日渐严重，宗教制度改革运动失去控制，批判斗争了绝大部分宗教界上层人士，宗教活动场所大多被关闭或合并，只保留很少几个，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活动遭到歧视和限制。1961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市委、市政府调整一些具体宗教政策：召开宗教界人士“神仙会”，放手让他们“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根据中共中央“包下来、包到底，安排使用，教育改造”的方针，让被迫还俗和离开宗教职业岗位的宗教职业者重新回到寺观教堂；调整参加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僧人、尼姑、道士的生产任务，减轻他们的劳动强度，允许年老多病的僧人、尼姑、道士不参加劳动；在信教群众较多的地方，增开宗教活动场所。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西安各种宗教都遭到空前劫难。寺观教堂有的被占用，有的遭毁坏；神像、经书、法器、文物几乎全部被焚毁或洗劫一空；宗教职业人员有的被投入监狱，有的被迫还俗，有的被遣送农村；信教群众的宗教生活受到干涉，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也被说成是封建迷信而被强行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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