旬阳县概述（1）

    旬阳县位于陕西省东南部，秦巴山区东段，汉水上游。现辖10个区、64个乡镇，总面积3554平方公里，人口43.54万，其中农业人口41.03万。县城设汉江、旬河交汇处，距省会（西安市）297公里。
    旬阳县名，得于旬河。旬河发源于秦岭中的旬山，水因山而得名。旬阳历史较为悠久，境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表明，远在六七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秦设旬关，西汉置县，此后历代曾先后于县境内设淯阳县、兴晋县、洵州、洵阳郡、黄土县、长冈县、长冈郡、洵城县、驴川县、洵阳巡检司等建制。西魏初，改旬阳为洵阳，1964年复改旬阳。置县至今二千一百多年间，辖区比较固定，因地处楚秦蜀交界地带，其文化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县境地貌以中山为主，兼有低山、丘陵、河谷地形。地势南北高、中部低，南北向地形剖面呈“V”形，海拔185—2358.4米。汉江以北属秦岭山脉南坡，汉江以南属巴山山地，境内山脉蜿蜒，奇峰林立。河流属长江流域汉江水系，汉江由西向东横穿县境中部，境内流长84公里，东流至湖北省武汉市注入长江。旬河由县境北部南流115公里，于旬阳县城汇入汉江。
    旬阳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北来的冷空气，受秦岭的阻挡，势力减弱；南上的暖湿气流，沿汉江长驱直入，容易形成地形雨，故气候温暖湿润，有“北国江南”之誉。常见自然灾害有大风、冰雹、旱、洪、涝等，其中以旱、洪、涝灾较为频繁。
    （一）
    旬阳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县，在现代农业技术未传入前，刀耕火种，广种薄收，自给自足，长期停留在自然经济的落后状态。据出土文物分析，秦汉时期，境内汉江及旬河下游谷地，散布着稀疏的村落，农作物以粟为主，鸡猪等禽畜饲养业已较兴盛，制陶等手工业也具一定规模。东汉末年至隋统一中国的三百余年间，旬阳一带属南北政权交界地区，汉族和巴蜀各少数民族共居，文化交流日深。自隋统一至明中叶的八九百年间，由于历代政府仅满足于对陕南山区的军事控制，并不关心此处的经济发展，加上在地理上受秦岭、巴山阻隔，环境封闭，洵阳经济文化仍十分落后。特别是明朝初年，政府对秦巴山区实行严厉的“禁山”政策，不准山外流民定居垦殖，极大地遏制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
    从明代中叶开始，洵阳先后经历了两次较大规模的移民开发。通过开发，洵阳逐步打开了对外大门，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据抽样调查，旬阳现代居民的远祖，有91%系明清两代由今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及陕西关中等地迁来。
    第一次移民开发始于明成化初年。其时，中原各省连年遭受旱灾，赤地千里，饥民被迫流离失所，举家向灾情较轻的秦巴山区迁徙，因明廷实行严厉的禁山政策，派军拦路设卡阻止定居，饥民无处安身，形成“流民”。适值李原领导的农民军占据鄂豫陕交界地区，流民便纷纷附依。至成化七年(1471)，集聚于鄂豫陕边的流民已达百余万人。成化十二年(1476)，继白圭、项忠镇压荆襄农民起义后，郧阳巡抚原杰奏准朝廷，大开山禁，劝流民就地附籍，其时附籍于洵阳县的流民达一万余人。因人口剧增，明廷割洵阳县东白石河流域地置白河县。外省移民的大量迁入，带来了大批的劳动力和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本县种植业、手工业发展。及至明末，由于封建剥削加剧，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被迫起义，遭统治阶级镇压，连年战乱，经济受挫。
    清康熙年间，洵阳县开始第二次移民开发。由于明清之际连续数十年的战乱，至清朝开国时，洵阳人口较前锐减，土地大量荒芜，百业待兴。适逢湖广、河南、江西、安徽等省灾害频繁，大量贫民流离失所，朝廷动员灾民移垦陕南，于是前来种地开荒者络绎不绝。据测算，当时定居于洵阳的外省灾民达五万人以上，其中以湖北籍居多。
    移民定居之初，结棚栖身，谓之“棚民”。他们背井离乡，扶老携幼，风餐露宿，选人烟稀少处架茅屋，砍棘树，烧丛莽，伛偻褴缕，备尝艰辛。随着人口的急骤增长，移民居住地逐渐由初定居的丘陵、河谷地带向中低山扩散，垦殖面积日益增大。
    这次规模空前的大开发，推动了洵阳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商业及文化的发展。随着垦荒面积的迅速扩大，农作物种植面积日增，水稻、棉花、蚕桑等农作物新品种落户，移民带来的相对先进的耕作技术得以普及。同时手工业人才和技术的流入，启动了洵阳工业。其时，伐木、炼铁、造纸等工场、作坊分布各地，产品主销湖北及关中地区。由此带来交通及商业的繁荣。水路运输以汉江、洵河为主线，西达汉中、东抵汉口；旱路为骡马大道，直通西安、兴安（安康）等地，并与毗邻的竹溪、郧阳相连接。鼎盛时期，帆影如云，马帮络绎。县内水陆交通要冲处，以商业、服务业为主的集市应运而兴。其中较大的有县城、蜀河口、双河口、小河口、神河口、闾河口等。蜀河口因北通西安，西通安康，东下直达湖北老河口，成为陕南东部进出货物的重要集散地，仅河路货物年抽厘金就达6700两白银。商贾云集，五方杂处，经济繁荣，人称“小汉口”。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及与外地经济交流的扩大，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的外地文化艺术随之传入，其中以受湖北、陕西关中的民间艺术影响最大，流传至今的二簧戏、二棚子戏、皮影戏及灯会社火，即为其中的突出代表。
    清朝末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也开始侵入汉江流域的洵阳地区。经济方面，他们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洋烟、洋布等舶来品充斥市场，桐油、木耳、珍贵中药材转口出口量增大；除了繁重的赋税剥削之外，民众身上又增加了外国赔款的双重负担。文化方面，外国传教士及其代理人在县内蜀河等地收徒传教；洋务派翻译的西方地理、物理、化学、数学、军工等新学书籍流布洵阳。辛亥革命前夜，社会矛盾加剧，青洪帮等秘密社会势力活跃，士人以攻经世致用之学为时尚，大批青年出山求学，洵阳社会已闪现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曙光。
    （二）
    旬阳县有悠久的革命传统。李自成、白莲教、太平天国农民军曾在此与封建统治势力鏖战。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洵阳县举人桂东林于北京会试时，参加了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活动，在上皇帝的《万言书》上签名。宣统三年(1911)，本县人王久昌以帮会为号召，拥众自立，与官府抗衡。此类行动，标志着洵阳人民正在觉醒。1911年11月4日，哥老会在安康城发动起义成功，洵阳哥老会随之行动，逐走清朝最后一任知县白玉昆，洵阳辛亥革命在没有大流血的情况下取得成功。中华民国元年(1912)，本县举行首次地方选举，组建县议会，县级政权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名义上的分立，并废除了刑讯、跪审之制，组建商会，设立女学。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北洋军阀所攫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洵阳人民遭受了长达十多年的兵匪蹂躏，饱受战乱之苦，社会动荡，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洵阳人民没有沉沦，他们多次奋起反抗，同邪恶势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兹举其大者有：民国二年(1913)10月14日，凤翔变兵数百人驾船沿汉江而下，抢掠闾河街，至旬阳县城遭军民顽强抵抗，激战十余小时，贼破城而入，烧杀抢掠，残杀无辜近三十人，县知事胡定伯涉水身亡，居民财物被洗一空。民国四年(1915)，有朱元龙者自称明朝皇族后裔，于麻坪河聚集数百人，攻打安康县城，失利被杀。民国八年(1919)7月，水磨河人石良珩、谢林荣组织“薅耙会”，武装抗税，率众砸毁神河税局。民国十三年(1924)5月，双河人吕安泰率众攻破县城，夺走保卫总团枪弹，开狱释放囚犯。民国十五年(1926)1月，石良珩、刘道全在赤岩组织“联合会”，与北洋军阀吴新田部抗衡，会员最多时达五六千人，坚持斗争达一年半之久，一度控制了洵阳南区。民国十八年(1929)9月11日夜，麻坪河、赵家湾七八百名青壮年农民，在朱守正率领下，对驻扎于赵湾街、屡扰地方的陕鄂边防军一个营发动突然袭击，杀死官兵四五十人。
    民国十九年(1930)12月，杨虎城率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占领陕西，主持陕政。翌年3月底，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兼安康绥靖司令张鸿远率部进驻安康地区，北洋军阀在洵阳的统治宣告结束。从此，直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洵阳社会经济相对平稳。抗日战争时期，洵阳因地近日占区，担负着粮草供应、接待伤兵、修筑防御工事及五里飞机场等支前义务，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因与湖北等地交通阻塞，境内商贸停滞，手工业萎缩，加之水旱灾害频繁，经济日形衰落。解放战争三年中，洵阳一直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反复进行军事较量的战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949年11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洵阳县城，洵阳全县解放，从此洵阳历史开始了新的篇章。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洵阳地下党组织，依靠和发动群众，同敌对势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洵阳的解放，是许多革命烈士的鲜血换来的。1932年12月初，贺龙率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途经洵阳，杀土豪，赈贫民，进行革命宣传，播下了革命的火种。1934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长征至鄂豫陕边界地区，创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洵阳汉江以北大部地区属之。1935年10月，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第六路游击师特务队指导员高中宽和一尚姓班长在丰积乡（今红军乡）佛爷庙战斗中牺牲，葬于该地，被群众尊为“红军老祖”，闻名于世。1938年上半年，在中共陕西东南工委指导下，洵阳进步青年罗长勤、李兆众等在洵阳建立了第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第二年3月，成立中共洵阳县工作委员会，有党员28名，工委以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宣传党的主张、争取小学教员、夺取乡村政权为方针，秘密开展工作。至1941年初，全县党员发展到90多人，并先后选送12人到延安学习。1941年2月初，工委组织委员李兆众组织进步青年在县城酝酿暴动，因被县政府奸细侦知，2月10日至3月18日，国民党洵阳县党部、县政府指示县国民兵团对洵阳地下党进行大屠杀，先后杀害李兆众等5名党员和王昌民等12名进步青年，数十名地下党员及进步青年遭通缉，被迫背井离乡。隐蔽下来的党员，并没有被敌人的屠刀吓倒，在极其危险的处境中，继续斗争。在1948年至1949年长达两年的国共“拉锯战”中，有数十名解放军战士在洵阳牺牲，本县解放区二百多名区乡村干部、农会会员惨遭杀害。
    （三）
    1949年5月中旬，中共洵阳县委、洵阳县民主政府在湖北省郧西县漫川关成立。7月初，随解放军第十九军西进，中旬解放蜀河、双河、棕溪、神河、赤岩、闾河（部分）等地，县机关驻蜀河镇。11月25日，人民解放军由蜀河向洵阳县城挺进，国民党洵阳县自卫团在团长段西屏率领下投诚起义，26日，洵阳县全境解放。27日，中共洵阳县委、洵阳县人民政府移驻县城。从此，洵阳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人民政权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1949年，全县共5.5万户，25.13万人，工农业总产值1478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65万元，粮食产量42660吨，人均169公斤。匪特未靖，经济凋敝，饥荒严重。
    在中共洵阳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洵阳人民经过1950年至1952年三年的艰苦努力，胜利进行了民主建政、清匪收枪、反霸减租、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支援抗美援朝等工作，实行了土地改革。1949年前，洵阳县近一半的土地为仅占人口5%的地主所有，而占人口40%的贫雇农只占有2%的土地。通过土改，全县28000余户少地无地的贫雇农分得土地，拥有土地面积比例上升到40.55%。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期间，集中开展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96.6%的农户加入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热情，洵阳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1957年与1949的相比，工农业总产值由1478万元上升到2379万元，增长61%；粮食总产量由42660吨上升到57082吨，增长34%。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