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林区宗教概况（1）

    碑林地区的宗教历史渊源流长,历史上也曾鼎盛过,也曾衰落过。到西安解放前夕,宗教寺观和教堂多数败废不堪,僧侣及其他宗教人士生活及政治地位,已极为困难和低下。
    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碑林地区各宗教活动得以正常进行,宗教职业者的政治地位提高了,生活也得到显著改善。但“文化大革命”中,各教派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寺观教堂被占用,设施破坏严重,宗教职业人员大部分被赶出宗教活动场所,信教群众的宗教活动被横遭干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党的宗教政策得到贯彻落实,著名寺观教堂得到修葺并对外开放,宗教活动恢复正常。宗教界人士爱国爱教,积极开发旅游资源,开展国际间友好往来,为碑林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1993年,设于本区境内的宗教组织有陕西省道教协会和西安市道教协会,会址同设在东关长乐坊八仙宫内。佛教寺庙有卧龙寺和罔极寺;道教宫观有八仙宫;伊斯兰教堂有南城清真寺;基督教堂有东关基督教堂,聚会点有西安铁路局家属区和乐居厂聚会点,社会服务团体有东大街青年会。
[佛教]
    佛教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传入长安,隋、唐时代广为发展,达到鼎盛,并逐渐中国化,且出现许多各具特色的支派,如三论宗、净土宗、慈恩宗、华严宗等,对佛教在世界传播起着重大作用,故唐代长安有世界佛教第二发祥地之称。
    区内的全国重点寺院卧龙寺建于汉代。到唐代,境内更是寺庙林立,35坊共有47寺,其中太平公主为其母武则天祈福在大宁坊建的罔极寺,唐睿宗为高宗祈福在开化坊建的大献福寺(大荐福寺)等,大德高僧云集,寺院的面积都也很大。如荐福寺占有开化坊的南半部和安仁坊的西北部,两者相合近一坊之地,面积有20万平方米,除了主建筑的佛殿外,还布置着塔、幢、碑、碣之类的附设建筑。其佛事活动更为兴盛频繁。
    宋、元、明、清,佛教在中国北方没有大的发展。民国时期,康寄遥居士等曾发起成立西安佛化社,并拟提卧龙寺主持朗照法师为理事长,成立陕西佛教理事会,几度策划都未能成功。大荐福寺长期被胡宗南军队占据,佛事活动完全停止。卧龙寺、罔极寺年久失修,佛事活动也不甚景气。
    建国后,政府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区域内的佛教寺院卧龙寺和荐福寺得到了保护和修缮,佛事活动也逐步恢复正常。尤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将被工厂占用多年的卧龙寺房舍,全部退还寺院。并经政府和佛教教徒的共同努力,先后对辖区内的卧龙寺和荐福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建和扩建,使两寺重放光彩,佛事活动及对外交流也越来越活跃和频繁。尤其卧龙寺已成为全省佛教活动之中心。
[道教]
    东汉建安二十年(215),曹操率军攻克汉中,五斗米道一些上层人士随张鲁(张道陵之孙,汉中地方首领)降曹北迁,五斗米道遂传于长安地区。在唐代,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父子宣称自己是老子李耳的后代,把道教奉为宗族家教,进而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大力推崇。到唐开元年间,道教发展达到极盛,京城长安道观林立。据《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当时长安城内道观有30多处,在今碑林区境内的就有12观,其中女冠观3座。这些道观唐末多次遭兵火焚烧,随着唐长安城的湮灭而废毁。宋代,传说吕洞宾(吕岩,道号纯阳子)、汉钟离(钟离权,道号正阳子)等八仙在长乐坊显化,遂建立八仙庵,从此成为区内道教活动的中心。金代,道教全真教派的创始人王重阳(字知明,道号重阳)及其弟子马丹阳、邱长春,以及马丹阳弟子“十大解元”,都以八仙庵为重要据点,弘扬传布全真道教。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来西安避难,曾暂住八仙庵,赠银两千两整修扩建殿宇,斯庵盛极一时。八仙庵自建立到民国期间,历时900多年,多次得到重修扩建,逐步发展成为陕西省乃至西北地区一个规模较大的全真教十方丛林道观。清至民国年间,开坛演戒8次,受戒道士达1000多人。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