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前，少数地主、富农占有大量土地，广大农民则少地或无地，靠租种土地、揽工生活。沉重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再加上官府的苛捐杂税、抓丁拉夫与灾荒，使农民受尽了欺压勒索，“受的是牛马苦，吃的是猪狗食”，丰年不足维持温饱，歉收就靠糠菜度日，甚至流离失所，饿死壑沟。清（顺治）十八年《保安县志》载诗“百叠荒山始一村，村中破屋昼关门；丈夫越境辨徭赋，儿女沿沟觅菜根”。“不管年荒与岁丰，十家总有九家穷”。
1935年土地改革后，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和牲畜等生产资料，生活开始转变。1936年7月，中共中央移住志丹后，中华苏维埃政府想方设法，努力改善志丹人民的生活，在志丹市（原保安县城）恢复了从前逢五、逢十的集市，并设立了消费合作社，供给群众食盐、布匹等日用品。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设立营业部，批发食盐、布匹等大宗货物。粮食部设立粮食调济局和农产品收购处，凡是群众需要出卖的粮食、油豆、皮毛等农副产品，都可以随时拿到集市上出售。如卖不出去，由收购处全部收购。使广大工农群众以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能够换得日用的必需品。呈现出一派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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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初，本县人民响应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人均产粮最多达1000公斤。农民达到“耕二余一”或“耕三余一”，实现了丰衣足食。
建国后，实行农业合作化，农民群众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逐步组织起来，使农业生产进一步得到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提高。人均占有粮由1949年的292.5公斤，上升到1958年的391公斤。可是，从1958年开始，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盛行，不切实际的大高农田水利，大炼钢铁，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使农业生产受到削弱，粮食损失、浪费严重，再加上自然灾害，粮食产量连年下降，收入减少。1962年人均生产粮仅有186公斤，人们的吃饭、穿衣发牛了严重困难从1962年起，经过五年的调整，使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又得到了恢复。1965年人均生产粮达到350.5公斤，人民生活有了改善。
“文革”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唯生产力论”，否定按劳分配原则。特别是1970年以后，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搞“大批、大斗、促大干”，在生产指挥上，搞强迫命令，瞎指挥、一刀切；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多积累、多贡献；在所有制上，搞“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收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树，取消集市贸易，限制家庭副业，致使相当一部分生产队长期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农民生活很苦。1976年，社员人均分配口粮124公斤，现金28.3元。全县821个生产队，人均口粮在125公斤以下的有463个队，收入在40元以下的有542个队。1978年底，全县823个生产队就有738个队欠国家贷款达431万元，平均每个农业人口55.97元。顺宁公社人均欠贷款130元，金鼎公社朱湾生产队人均欠贷款288元。全县外流人口达521户，2480人。许多家户吃了早上无晚上，吃了上顿无下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民生活显著提高。198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68.2元。人均产粮吨斤以上的有6416户，占总农户的41.4％，纯收入500元以上的有2008户，占13％。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34元，比1978年的人均48元增长了3.9倍。1987年在罕见的大旱之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仍达123元，比1978年增长了1.6倍。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农民的消费水平大大提高，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表现在：
吃的，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吃粗、吃杂、吃饱，转向吃细、吃好。生活中的细粮比例由1978年的10％以下，1989年提高到50％以上，油、肉、蛋食用量由每人全年5公斤左右，增加到20公斤以上；食品总消费额由1980年的人均64.71元，增加到1989年的189.4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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