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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汉”

 2015-6-6 11:58:51   来源:汉滨区政府网   进入论坛 查看评论()

        中国是典型的大河文明,南北江河的轴心地带正是汉水。汉水流域位于中国大陆版图的地理中心,是中国内陆腹地秦陇、巴蜀、中原、江汉四大经济文化板块的结合部,是融通黄河与长江文明的纽带,是南北文化转换的轴心,是汉族形成和得名的摇篮,在壮美的中华文明史和汉文化发展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远古灵秀地,文化早发祥
  汉水流域是神奇而美丽的土地,与天上的银河辉映竞秀,《诗经·小雅》已有“惟天有汉,鉴亦有光”的名句,《华阳国志》更明白地说,“汉沔彪炳,灵光上照,在天鉴为云汉,于地画为梁州。”这种奇特的天人感应现象,让汉水赢得了“天汉”的美名;汉水流域是中东部通向辽阔西部的文化走廊,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湖北郧县人化石的发现和陕西南郑龙岗寺旧石器遗址的发掘,证明至迟在12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汉水中上游开拓渔猎;农耕文明产生之后,伏義、女娲由西北高原沿汉水向东南迁移,炎帝诞生于秦岭南坡的华阳,在汉水中游的随州创造了南国农业文明的辉煌,奠定了中草药文化和茶文化的基础,使汉水流域成为东亚农耕文明的圣地,同时也奠定了华夏族——汉族形成的文化基础。
  以汉水流域为核心,其周围分布着古老的华夏部族、苗蛮部族、东夷部族和氐羌部族,他们以汉水流域为舞台和纽带,走向交流与融合,随着秦汉王朝的大一统而逐步发展成为一个面貌焕然一新的民族——汉族。
  汉水流域西北方向的渭河、汾河、伊洛水流域是华夏族主干——炎黄部族诞生与活动的核心区域。《国语·晋语》记载,周灵王二十二年太子缙云:“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也。”证明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文化圈内的大国晋国,已将“黄、炎”并称为二帝,而且认为二帝都诞生在秦岭北部的关中大地。《国语·晋语四》记载,“昔少典取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证明炎、黄二帝族源相近,血缘相通,其母系皆出自少典氏族。因而《绎史》卷五引《新书》说:“炎帝者,黄帝同母异父兄弟也。”炎帝和黄帝的主要活动范围在关中、晋南、豫西三大盆地鼎足而立的黄河中上游地区,属于距今约5000年的仰韶文化后期。炎、黄部族有极为密切的血缘关系,母系皆出自有蟜氏唐张守节《史记正义》称:“《帝王世纪》云:‘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於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可知炎帝母有蟜氏女,在秦岭南坡的华阳生下炎帝,说明炎帝是由汉水流域走向长江流域,为长江流域农耕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黄帝则成为北方农耕文明的偶像,以汉水、淮河为过渡带,炎、黄二帝为华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汉水流域正西方向的甘肃、青海、四川西部的高原地带是氐、羌部族活动的核心区域。传说时代的羌人与氐人常常相提并载,《诗经·商颂·殷武》云:“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说明氐羌并称普遍。《荀子·大略篇》曰:“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不焚也。”说明氐羌皆有火葬习俗。氐羌部族处在秦国西部,《山海经·海内经》曰:“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农,先农是始生氐羌,氏羌乞姓。”但氐、羌并不是一个民族,而是有血缘关系的两个民族。《说文·羊部》说:“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风俗通》曰:“羌,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实际上羌人是兴起于我国西部最古老、最有影响的部落之一,《史记·六国年表》有“禹生于西羌”记载,尤中先生甚至认为,先后活动于中原地区的黄帝族、夏族、周族,原本都是羌人[1]。先秦文献对氐人的记载相对较少,《山海经·海内南经》说:“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杨铭在《氏族史》中指出,氐人国应在陕甘交界处,与历史上氐族的传统居住区域是一致的[2]。由此可知,远古氐、羌是生活在西部高原的甘、青和川、陕西部的两个有血缘关系的氏族或部落,是华夏农业、水利事业的开拓者,是后来华夏族形成的重要基础。
 
        汉水流域正东方向是一个包括众多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东夷集团。《礼记·王制》云:“东方曰夷”。《说文解字》曰:“夷,东方之人也。”东夷集团的组成比较复杂,先秦典籍称为“九夷”,有学者将其分为太皞、少昊少皞和蚩尤三部分,也有学者分为蚩尤、帝俊、莱夷、徐夷、淮夷五大部分。不论怎样,东夷发达的经济文化不可小视。夏、商、周三代就在与东夷的和战之中,相互学习,融合发展起来的,而交流对抗的走廊是汉水流域。《诗经·大雅·江汉》云:“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既出我车,既设我旗。匪安匪舒,淮夷来铺。”诗中以江汉水流之浩荡,来衬托周宣王的大将召虎征讨淮夷大军之强大威猛。傅斯年先生在其名篇《夷夏东西说》中指出:三代及三代以前,“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3]4“三代中东胜西之事甚少,西胜东之事甚多。胜负所系,不在一端,或由文化力,或由战斗力,或由组织力。大体说来,东方经济好,所以文化优。西方地利好,所以武力优。在西方一大区兼有巴蜀与陇西之时,经济上有了天府,武力上有了天骄,是不易当的。”[3]57汉水流域是联系南北的纽带和沟通东西的走廊,为四方百族在此融合,为华夏族——汉族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汉水流域正东方向是一个包括众多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苗蛮集团。在先秦文献典籍中将南方苗蛮称为“苗”、“蛮”、“三苗”、“有苗”、“苗民”、“南蛮”、“荆蛮”等。《尚书·益稷》曰:“苗顽弗即工”。《尚书·吕刑》云:“鳏寡有辞于苗”。《尚书·牧誓》说:“窜三苗于三危。”《大戴礼记·千乘》曰:“南辟之民曰蛮。”《大戴礼记·王制》说:“南方曰蛮”。大约在尧、舜、禹时期多称“苗”、“三苗”、“有苗”等,至西周以后,随着楚国的强盛则称之为“蛮”、“南蛮”、“楚蛮”等。在语言学上,“苗”、“蛮”二声,系阴阳对转,音、义相同。《广雅·释诂》将“苗”、“蛮”均作“惕”轻易之意。故徐旭生先生说,“综括两名词,叫它作苗蛮”集团是比较恰当的[4]。苗蛮集团主要生活在北起丹江、南到五岭的江汉大地之上,《战国策·魏策》引用吴起的话说:“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悖北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而尧、舜、禹时期的苗蛮势力曾以鄂、豫、陕三省交界处的丹江流域为基地,《吕氏春秋·召类》曰:“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丹江发源于陕西商洛境内的秦岭南坡,是汉江最大的支流,在湖北丹江口入汉江。由于这里是中原进入江汉的大通道,因而成为苗蛮集团、东夷集团和炎黄集团冲突、融合的大舞台,促进了华夏族——汉族的形成。
  汉水流域是苗蛮集团、东夷集团和炎黄集团竞争、融合的大舞台,其部族大融合的结晶是造就了华夏族中最具活力与魅力的楚族。《史记·楚世家》说:周成王时,“封熊绎于楚蛮,……居丹阳。”丹阳是楚国早期都城,有丹淅丹阳和荆山丹阳两地,皆在汉水流域。清人宋翔凤在《过庭录》考证出鬻熊所居之丹阳,即汉水上游丹江与淅水相会之处的丹阳[5]。熊绎所居之荆山丹阳在汉水中游,其范围是北不过汉水,南不过荆山,西不过彭水今南河,东不过鄢水今蛮河。楚民族从丹淅丹阳迁到荆山丹阳,披荆斩棘,开拓进取,筚路蓝缕,发展壮大。史学家吕思勉说:“宋氏翔凤始考得丹阳在丹、淅二水入汉处,地实在今南阳、商县之间。熊绎徙荆山,在今湖北南漳。至武王徙郢,乃居今之江陵。吾侪读此,乃知楚之开拓,实自北而南。本此以观古史,则知丹、淅一带,实为古即封于此;《书传》谓‘汤网开三面,而汉南诸侯,归之者四十国’;周南之地,《韩诗》谓在南郡、南阳之间,皆是物也。周公奔楚,盖亦袭三分有二之势,故出武关,走丹、淅矣。”[6]16楚族携苗蛮、东夷和炎黄三大集团杂合的文化优,“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地英才项羽、刘邦联合推翻暴秦,刘邦崛起汉水上游汉中盆地,夺取关中,决战中原,霸王别姬,被刘邦击败,汉室天下肇基于汉中,华夏族——汉族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汉之渊源地,天人合一美
汉水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华夏族——汉族形成发展的重要载体,是江、淮、河、汉并称的四大文化大河之一,《孟子·滕文公》云:“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汉水能取得如此影响,与其特殊的文化地位有关。
 
      商朝甲骨文里没有“汉”,但香港著名国学家饶宗颐在《西南文化创世纪》中指出:甲骨文中的“漾”就是指“汉”。他认为:“殷卜辞所见水名,有河、洛而不见江、汉,向来未明其故。”“考殷卜辞贞人有曰漾者,字从羊,与洋相同。武丁卜辞有残文三条:漾与方同见于一片。”“漾即汉水之源”,《水经》郦注引阚骃云:“漢或为漾。”“汉”(漢)字在小篆中的字形,按许慎《说文解字》所言:“从水,难省声”。漾也。东为沧浪水。从水,难省声。徐铉等曰:从难省,当作堇。而前作相承去土从大,疑兼从古文省。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漾也。尙书某氏传曰。泉始出山为漾。本意指的是按漾言其微,汉言其盛也。金文中的“汉”,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安州六器《中甗》铭文。春秋战国时期楚人与秦人的文字中都有汉水,但字形结构有别,也反汉水。映了楚人与秦人的汉水文化观念不是一个系统。而在先秦文献中,记载汉水最多、最可靠的典籍是《诗经》。《诗经》中的“汉”一般都指汉水。《诗经·周南·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诗经·大雅·常武》:“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诗经·小雅·四月》:“滔滔江汉,南国之纪。”《诗经·小雅·沔水》:“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诗经·大雅·江汉》:“江汉浮浮,武夫滔滔。”“江汉汤汤,武夫洸洸。”在这些美妙而形象的诗句中,所提到的“汉”都指汉水,而且多数情况下,是“江汉”并提,说明在先秦时期汉水是一条与长江并称的大河。《诗经》也体现了地汉与天汉交相辉映的美丽情景,《诗经·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诗经·大雅·云汉》:“倬彼云汉,昭回于天。”《诗经·大雅·棫朴》:“倬彼云汉,为章于天。”由《诗经》来看,“汉”之本义是指汉水,其河流处华夏之中的西北——东南走向,与天上银河系的走向相同,天汉因地汉而得名,这即是《华阳国志·汉中志》所谓“汉沔彪炳,灵光上照,在天鉴为云汉,于地画为梁州。”这种天人合一的景象,使汉水的文化地位甚至在长江之上,而且《周南·汉广》中的“游女”,即汉水女神,是我国第一位江河女神,更显示了汉水文化地位的重要。正因为如此,华夏族、汉族的称谓与汉水有关,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但汉水因何而被称为“汉”,学术界至今没有统一的观点。
 
       历史学家任乃强指出:“汉”字,在西周以前只作天上银河专称。《周诗》曰:“悼彼云汉”、“维天有汉”,皆此义也。沔水冲出万山奔腾入楚,楚人以为自天上来,借用“汉”字以名之。沔水,自今陕南东流入楚,至汉口入江,古有汉水、沧浪之水、夏水等段落特称。故汉口古代又有“沔口”、“夏口”之名。是为东汉水,《诗·周南·汉广》所咏是也[7]。史学何光岳认为:古汉人原居于今陕南汉水一带,汉水因古汉人居此而得名。古汉人盛行着傩文化,传播到东亚、北亚和东南亚各地,形成了广汉文化圈。后来由于夏人迁入汉水上游,古汉人融入到夏人群体之中,成为华夏族的成员[8]。近代民族史学家徐松石发现“汉”是濮越语hun“人”的汉字音译,在一定程度上为破解“汉”、“汉水”、“汉中”、“汉朝”、“汉族”之“汉”从何而来的文化密码打开了新领域。他在《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对“汉”字的原义,作了有史以来从未有人这样说过的独到论述:“壮僚僚字音佬,唐时作獠——原注向来称呼自已为汉人汉子。壮话叫男人为勒汉。勒音乃儿字子字的意思,勒汉就是汉儿。壮僚自称为汉儿,而汉人却指他们异于汉人血统的夷僚,对他们表示轻贱侮辱的态度。天下间冤枉的事,莫过于此。作者根据多年研究的结果,觉得壮僚自称为汉儿,实在比我们称为汉儿更合事理。”[9]69
  语言学家金钟极为赞同徐松石的观点,而且利用历史语言学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他认为现在的壮族是古濮越pu ji“种田人”的汉字译音人的后裔,壮语的“我们”读作lau,因而南北朝以后,被用汉字音译写作“僚”,用来指称濮越人后裔壮侗语族诸民族。徐松石不懂得语音学,因而不能正确指明壮语的lak hun中的hun就是被古人用汉字译音而写作“汉”而流传了数千年。但是,由于他也像古人一样,使用汉字作为译音工具,把壮语的lak hun音译写作“勒汉”,因而无意中发现了壮语的“汉”与自称的“汉人”的“汉”两者的内在渊源关系。尽管他弄不清也想不明这是一种什么样为渊源关系,现在壮人与汉民族之间的差距如此巨大,而两者的自称却又如此偶合,彼此都自称为“汉”。因而,可以斩钉截铁地下结论说:汉实源于壮。然而,他已十分清楚地认识,“壮僚自称为汉儿,实在比我们称为汉儿更合事理。”[9]70
  民俗学家林河认为先秦时期将中国南方的“粳民”种粳稻的人译为“荆蛮”。其后裔即今日的“侗台语族”又称“壮侗语族”各民族。“粳民”在一万年前发现和栽培了“粳糯”,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缔造者。中国农耕文明的主体是稻作文化,而稻作文化的主体是“中国粳”,因此,“粳民”才是中国和全世界真正首创农耕的民族[10]285。在上古音中,“粳”与“糯”是一音之转,略有区别而已。“难”字,古与“傩”糯音字相通,但它又与“干”粳音字通韵。长江的支流——汉水,从长江直插陕西,与黄河的一些支流交错。汉水这一联系南北的天然走廊,不但把南方的暖流带入了陕南,在陕南形成了一个非常适宜水稻生长的江南小气候,而且把南方的“粳文化”也带到了陕南。陕南汉水流域7000年前的李家村、何家湾文化遗址,就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者。由于有了“粳民”在此繁衍生息,这一条水域也就被定名为“汉水”粳水了[10]315。汉水之所以叫“汉”,与江汉平原是中国最富裕的粮仓有关。由于生活在江汉平原上的自古就是中国的“傩民”,所以便把他们所住的地方命名为“难”傩水了。因此,“汉”字只不过是将“傩”字,去掉了左边的“人”字旁和右边的“雀”字旁,单取中间的“堇”字作音符,并加上了一个“水”字旁而已[10]352。此说虽然从农耕文明的本源追溯“汉”的来历,但难免牵强生硬。
        三、天汉三千里,汉族得美名
 
        汉族是以汉水、淮河为轴带,以黄河、长江为范围,融合四方百族文化而形成的文化民族。传说时代的北国华夏部族、江淮东夷部族、南方苗蛮部族、西部氐羌部族,正是以汉水为纽带逐渐融通,形成了以华夏文化为主干、以龙凤呈祥为图腾的民族共同体。楚人、楚族就是这一共同体中最活跃、最具开拓精神的一个分支,他们在汉水流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抚有蛮夷,以属华夏。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在秦楚争雄和秦汉更替的壮美历史进程中,汉族的名称也在汉水流域孕育诞生。“汉”之本意是指水,原本是说汉水是条吉祥、美好、盛大、精华的文化之河,至迟到西周中期已与天上的银河联系在一起,促成这一美妙结合的正是楚人。《左传》有“汉,水祥也”的描述;萧何有“语曰‘天汉’,其称甚美”的说法;《史记》有“汉,水之精也”的议论;《说文解字注》有“漾言其微,汉言其盛也”的解读,实际上《诗经》中“江汉浮浮”、“江汉汤汤”之“汉”,已有“盛大”之意。这样,至迟到西汉时期,地上的汉水已与天上的银河结合,“汉”已被赋予了“吉祥、美好、盛大、精华”等美意,而“汉并天下”,四百年汉室江山,最终使世界上最大的民族获得了汉族的美名。
        汉族名称来源于汉水,是汉朝人的结论。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在《史记》中指出:“汉之兴,自蜀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说:“汉家本起于蜀汉。”此处的“汉”是指汉中郡,包括广大的汉水上游。东汉《石门颂》:“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汉诋焉。”东汉哲学家王充《论衡》说:“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皆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为号,若人之有始矣。唐、虞、夏、殷、周,犹秦之为秦,汉之为汉。秦起于秦,汉起于汉中,故曰秦、汉。”不仅西汉、东汉王朝的得名来源于汉水、汉中,而且蜀汉的国名也来源于汉水。《三国志》记载:“又前关羽围樊、襄阳,襄阳男子张嘉、王休献玉玺,玺潜汉水,伏于渊泉,晖景烛耀,灵光彻天。夫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大王袭先帝轨迹,亦兴于汉中。今天子玉玺神光先见,玺出襄阳,汉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与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应,非人力所致。”这一切都说明,汉水流域是名副其实的汉文化的发祥地,为汉人、汉族以汉水获得美名奠定了文化基础。汉王朝国势强盛,在对外交往中,其他民族称汉朝的军队为‘汉兵’,汉朝的使者为‘汉使’,汉朝的人为‘汉人’。东汉载籍中始见“汉人”一词。《汉书·李广利传》:“闻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后汉书·西羌传》:“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蔡邕在议及破鲜问题时说:“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其本义均为汉朝人之义,“汉兵”、“汉人”、“汉使”之称则源于汉王朝,这也是现代一些史学家认为汉族之名起于汉王朝的主要原因,与今之所渭“汉族”或“汉民族”的概念有较大差异。史学家吕振羽说:“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作汉族。”汉水—汉中—汉国—汉朝—汉族—汉文化,这一系列渊源关系都与汉水有关。已故著名学家吕思勉指出:“汉族之称,起于刘邦有天下之后。近人或谓王朝之号,不宜为民族之名。吾族正名,当云华夏。”“夏为禹有天下之号,夏水亦即汉水下流。禹兴西羌,汉中或其旧国。则以此为吾族称号,亦与借资刘汉相同。”[6]10-11近代大学者章炳麟最先提出汉族的名称与汉水、汉中有关,“下逮刘季,抚有九共,与匈奴、西域相却倚,声教远暨,复受‘汉族’之称。此虽近起一王,不为典要,然汉家建国,自受封汉中始。”[11]英国学者雀瑞德、鲁惟一主编的《剑桥中国秦汉史》也主张汉朝的名称渊于汉中。“越过秦岭山脉,位于关中南面的汉中此时分给刘邦。可能项羽希望,把刘邦安置在这一偏远地区将阻止他威胁自已的安全;最后,刘邦一旦与项羽清算了宿怨,就采用这块地区的名称作为他的王朝的称号:他此时已经称为汉王。”由此看来,汉朝、汉族之名与汉水有关,已得到了中外著名史学家的确认。“纵观自汉至清2000多年的历史,‘汉人’之称作为汉民族的族称,虽源于汉王朝,但在历史长河的衍变中,经过历史的冲洗,早已与历代朝号无关,基本上成了汉民族族称的专有名词。”[12]近代中国,随着欧风美雨的侵袭,其方“民族”一词传入中土,“汉人”之称逐渐转变为“汉族”之称。民族,泛指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种人群共同体。从时序划分,有原始民族、古代民族、现代民族。凡是具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语文、共同社会心哩之人群即可称为民族。近代日本脱亚入欧,明治时期,日本学者将“民”与“族”组合成“民族”一词。同时,19世纪上半叶,入华的西方新教传教士、日耳曼人郭实腊等人编辑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十七年1837九月号载《约书亚降迦南国》,已创译“以色列民族”一词。这是汉语中“民族”一词的较早出现。1901年,梁启超在《亡国篇》中说:“悲夫悲夫,吾汉人之有兮日也,虽然则亦幸矣。……皇皇种族,乃使之永远沉沦,其非人心也哉!夫驻防云者,则岂不以防我汉族哉!”1903年,邹容在《革命军》云:“汉族者,东汉史上最特色人种……自古司东亚文化之木铎者,实惟我皇汉民族焉。”孙中山在《民族主义》中也说:“像亚洲的民族,著名的有蒙古族、巫来族、日本族、满族、汉族”[13]。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首用“中华民族”一词,汉族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民族。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14]真可谓:中华文明五千年,多元一体开新篇。直望汉江三千里,文化美名动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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