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中的无悔知青路：去延安下乡可是件时髦事

在奔赴延安下乡之前，姚丹和全班女生在天安门广场合影留念。

对于北京知青而言，去延安下乡可是一件时髦的事情。图为姚丹（左一）和同学在宝塔山前合影。

每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青春故事。成长于红旗下的第一代人，最难忘的，莫过于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岁月。这样的经历，让他们不得不在人生的黄金时期，便开始了绝望中寻找希望的煎熬。

有人熬过去了，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有人没熬过去，后来被时代的大潮淹没……如今他们老了，到了回忆过去的年龄，对于那段岁月，他们会抱怨，会遗憾，当然更多的是难忘和自豪。

五四青年节前夕，西部网记者走访了多位知青，一边翻看着泛黄的老照片，一边听他们讲述那段岁月里的点点滴滴。

作者：敬泽昊 彭芬

1969年1月，16岁的北京女孩姚丹和同学们一起踏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出发前，全班女生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包括这些女孩在内，上个世纪60年代末，近三万名北京知青来延安插队落户，据不完全统计，最终有近200人留在了陕西。

“在那个年代，去延安是件很时髦的事”

在那个交通并不发达的年代，从北京到延安，姚丹和同学们用了四天的时间——从北京坐火车到西安，再转乘到铜川的火车，最后换乘卡车才颠簸到延安。“路途太远腿都坐木了，下车连路都不会走了。”姚丹说。

在路上，姚丹迎来了自己的生日，“离开北京的时候16岁，踏上黄土地时已经17岁了。”

下乡的北京知青有的去了黑龙江、内蒙，有的去了山西、云南，而姚丹他们之所以选择前往延安，则是出于对革命圣地的向往，“在那个年代，去延安是件很时髦的事”。

1月的黄土高坡天气寒冷，下着雪的山路十分湿滑，好不容易到了公社，知青们都快冻僵了，却还要步行几十里山路才能到达目的地。“老乡走在我们的前面，用山里人特有的背绳把沉重的木箱背在双肩。狭窄的羊肠路上无处停歇，只能这样负重挪步向前。雪天进山对我们简直就是灾难，陕北老乡却如履平川。”回忆起当年进山的情景，姚丹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姚丹带着自己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观杨家岭革命旧址。

最牵挂当年曾执教的窑洞小学

姚丹下乡的地方在离延安城有几十里路的河庄坪公社井家湾大队，“村前是弯弯曲曲的延河，村后是绵延环绕的大山。”山里的孩子每天要背上干粮到河对面的小学去上学，河上没有桥，夏天趟水过河，冬天踏冰过河，碰上发洪水过不了河，就只能耽误课程。

当时，这些文化程度其实并不高的知青，在山里人眼里算是文化人了。插队第二年，姚丹被队里派工当了老师。

“队里临时找了一孔旧窑洞，配上‘缺胳膊短腿’的旧桌椅板凳，在墙上砌了一块石灰墙，刷上锅底黑当黑板，临时教室就这么布置好了。”姚丹说，农村办学没资金，为了给孩子们买书本，她带着学生进山挖药材、打酸枣，晒干后卖到城里的医药公司，农忙时还组织学生拾麦穗、掰玉米、拾粪等，挣些工分。

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日子姚丹很快乐，她教学生们跳舞、唱歌、游戏，还带他们参观革命旧址。离开延安后，她一直牵挂着学校的情况，令她欣慰的是，当年的窑洞小学如今仍在，还扩大了规模，条件也好了很多，“我教过学生中有好几个接过教鞭，当了老师。”

北京娃变陕北婆姨 陕西就是家乡

趟延河、睡凉炕、饿肚子，长期的农村生活与劳动让姚丹患上了关节炎，拄了大半年的拐棍。虽然生活艰苦，但知青们始终报以对生活的热情，他们游览宝塔山，还在延河大桥下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合影。

70年代初，北京知青们通过招工一个个离开村里，大多数人都选择回到了北京。1972年，姚丹本来有机会离开，她却把招工名额让给了家中有困难的同学。那年年底，和她一起下乡的北京知青全部走了，只剩下她一个人。

1973年，姚丹被招干到了河庄坪乡政府工作，后来又调往延安城区区委办公室、延安地区轻工业局，在此期间认识了陕北籍的丈夫，姚丹决定，留在陕西生活。“我的心态一直都比较好，对于能不能回北京，一直没有多想，随遇而安吧。”

后来，姚丹调到了西安，生下了儿子，“当年的北京娃，变成了陕北的婆姨。”后来，为了照顾户口迁回北京的儿子，她又回到北京工作了几年，并在北京退休，但最终还是选择回到西安安度晚年。

“儿子虽在北京长大，考大学时却选择了西安交大，我这一辈子，算是跟陕西结下了不解之缘。”姚丹说，这片黄土地为她的人生注入了丰富的养分，陕西就是她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