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延安，青春的梦想与回忆

从北京到延安，青春的梦想与回忆

——《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笔谈

青春早逝 乡土情深

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

《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由延安市委《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编委会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已出两卷：第一卷《苦乐年华：我的知青岁月》，第二卷《黄土蕴情：我的精神家园》。当我收到样书后，很快就读了一遍。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当大批北京知青奔赴延安插队的时候，1969年北京大学教职员工一千多人乘火车南下，到江西南昌县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在茫茫一片的湖畔荒土上开始了开荒种地的生活。我们在那里整整劳动了两年，早稻收割完毕，立即抢收晚稻，晚稻刚收割完毕，又开始了修筑大坝，建设公路，挖渠引水，准备春耕。对于当时赴延安，赴北大荒，赴云南、四川、甘肃、宁夏等地下乡插队的知青的艰苦劳动，我是完全能体会的。到江西鲤鱼洲劳动时，我39岁，大学毕业已经14年了，但在农场劳动分配农活过程中，我们这些四十岁左右的教师仍被当作青壮劳动力对待。这段日子至今未能忘却。

隔了两年，我们回到北京。知青下乡继续未了。我的女儿北大附中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昌平区马池口公社西坨大队插队劳动。我的侄女，有的到北京南口插队，有的到北京温泉插队。她们全都有过这段经历。

“知青”作为一种特殊年代的特殊身份，早已进入历史档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也早已落下帷幕。但“知青”作为那一代人共有的一种称呼，却反映了共和国所走过的艰难历程。据统计，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从北京来到延安插队的知青就有28000多人，年龄小的才十五六岁，年龄大的也不过二十岁左右。如果从全国范围来考虑，大概有1700多万名“知青”。他们下乡插队或进入各个生产建设兵团时，都记住了一句话：“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句话后来被概括为八个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曾经激励过无数青年报效祖国的宏愿与梦想。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年轻人走到全国各地的农村中去？这不可能是自发的行动，而只能看成是一种政策的安排。

上山下乡的知青们对当时的经济形势不会有深刻的了解，他们顶多只能从家长的谈话中知道国民经济的下滑，工厂的停产，不少地方仍在武斗。但他们所得到的印象是支离破碎的。经济学家中，有谁敢直言“文革”以来社会历年积累下来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就业形势越来越严重？然而中央政府却不能不为就业问题而担心。组织“知青”下乡，一举三得：一是大大缓解了社会就业状况，因为到农村插队落户，或者到生产建设兵团劳动，都等于就业了；二是当时的农村确实需要年轻的劳动者，每一个村增加几十名知识青年参加劳动，是可以安排的；特别是山区，增加一批年轻的劳动者，可以垦荒、修路、植树造林，有的是活，不愁安排不了；三是对于这一批年轻人来说，这也是懂得中国国情的一次再教育机会。

然而，一旦一大批“知青”在艰苦的农村待久了以后，他们的思想、情绪、格调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是我同后来上了北京大学的“知青”们接触时所感受到的。据这些“知青”反映，他们刚上山下乡时，尽管嘴上常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八字，但心里还是多少有些埋怨的，特别是他们常常提到，为什么某某同学不下乡，在城里安排工作了，而我们却到农村来了？为什么某某同学即使下了乡，却被照顾性安排到某个条件较好的村，而我们却分到了条件最差的村里，整天上山修路？整天背大石头？牢骚不少，但很自然。我曾经问过他们：以后怎么样？他们说：“越是穷山沟里，当地的农民越朴实，我们跟他们接触后，受感染了。”他们还说：那时人人在想，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到头啊？什么时候可以回城啊？但周围一看，当时农村中的老老少少，一年到头都在这穷山沟里待着，只想靠自己的劳动能有碗饭吃，从没有想过“什么时候可以回城”之类的问题。再看一些同我们年龄相差不大的农村小伙子、小姑娘，他们中有一些人几乎从来没有进过城，也不知道城里是什么样子，同这些真正的山沟沟里的年轻人相比，我们有这种或那种牢骚、抱怨，不感到羞愧吗？只是到了这个阶段，“知青”才从心里开始融入当地社会。

下乡“知青”们渐渐地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同当地的农民越来越亲，越来越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他们和当地的农民，其中有老人，有中年人，还有年轻人，逐步打成一片，他们真正融入了当地社会。他们在山间地头同农民们一起叙述家常，一起谈论把穷山沟改造成新农村的畅想。问他们：“还想不想家呢？”回答是：“没有时间想，只想到眼前的农村要变化，不变不行，哪有闲工夫去想家呢？”问他们：“有什么打算？”回答是：“加把劲，把穷山沟改造好，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愿望。”

说上山下乡的几年是自己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几年，这句话一点也不假。这是“知青”们的心里话。他们变了，他们不再像刚来时那样娇气、那样文弱，那样自视甚高，那样不合群。他们融入了当地社会。有些“知青”当上了村干部、乡干部，有些“知青”被调去办社队企业了，有些“知青”经过培训成为赤脚医生，还有些“知青”做了小学或初中教师，辛勤地教课，批改学生作业。他们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这就是环境的力量。环境在无声无息地改变一个人，重新塑造一个人。

1977年恢复高考，一大批“知青”离开了插队的农村，但他们忘不了这块培育了自己的黄土地、黑土地。又隔了一年左右，“知青”下乡的政策停止施行。“知青”们的上山下乡给当年的国家缓解了就业压力，这已是经济学家们的共识，但这只是“知青”就业问题的一个缓冲，因为就业问题只是拖延了解决的时间，而没有真正得到缓解。“知青”们于1979年大量回城，各地政府用了大约三年左右的时间才使就业问题在新的政策措施影响下真正得到缓解，新的政策措施包括：鼓励私营和个体创办企业；在国有企业的大框架下建立集体企业，以吸纳新就业者；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容许乡镇企业自筹资金、自主购买机器设备、自找商品销路，以增加就业，等等。其中，乡镇企业的发展起的作用尤为重要，因为除了吸纳一部分人就业而外，还创造了一个“计划外的乡镇企业商品市场”，从而初步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一统天下”。

20世纪80年代，我在沿海几个省份考察时，碰见了一批私营企业的创业者（当时还没有“民营企业”这样的称谓）。在火车上、长途汽车上同他们闲聊，原来他们曾经是“知青”，从农村回来后，办起了私营企业，有的当时还挂靠在“集体企业”的体制下。大浪淘沙，潮落潮升，又隔了这么多年，我想其中肯定有些“知青”已成为名闻一方的民营企业家了。

这场涉及人数多达1700万人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虽然早已结束，但给今天的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知青”们都有过自己的青春年华，有过自己年轻时的愿望和梦想，有过自己的不平凡的经历。相隔45年了，那些“知青”如果当年16岁的话，今天已经61岁了。他们也许还能从自己的相册中找到当初的留影，一幅幅风华正茂，勃勃英姿的老照片给了他们多少欣喜，多少留恋，多少回忆。但他们仍会有当初的气概：“我曾经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祖国的农村、山区和边疆。”

读一读《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吧！丛书前两卷的作者，都是当初下放到延安农村的北京“知青”。他们的文章，不但记载了农村生活中的酸甜苦辣，而且描述了他们的思想转变过程。用纪实文学的语言来概括，可以说由此还原了历史的现场，把那个年代大多数年份中国农村的凋敝、特别是造成农村贫穷的症结在不经意的回忆中展示在我们的面前。那是一个城乡从体制上截然被分割开的时代，二元户口制度之下产生的“盲流”这样的群体，产生了穷山沟里的“黑户”。他们冬天不敢走出窑洞，因为身上只有一件单衣。“知青”们在执行驱赶“黑户”任务的过程中，真是感慨万千。《苦乐年华：我的知青岁月》中有一篇《断黑户》的文章，最感人的情节是：这位“知青”在驱赶“黑户”时，看到那一家人没有足以御寒的衣裳，悄悄地将自己身上的八尺布票、三斤棉花票和五元钱塞到这一家“黑户”手中。这是一种人性的温暖，是真诚的同情心。不是身历其境的“知青”，能写出这样动人的回忆录吗？幸运的是，通过改革开放，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终于启动了，逐步推进了。今天再也看不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拖儿带女，流窜于深沟大山之间的惨剧了。

尽管“知青”们的上山下乡已成为往事，但他们不仅亲身参与了当年的艰苦劳动，而且还留下了精神财富：写不尽的往事追忆。全国共有1700万名“知青”，东到松花江和黑龙江交汇处，南到海南的椰林橡胶林，西到新疆的边防线，北到大兴安岭的国有林场，全国哪一个地方没有“知青”的足迹？如果全国有更多的知青回忆录出版，那该多好！我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有更多的励志之作问世，必定能激发出更加强大的精神正能量。

我的北京知青朋友

“让我们排成一行行，站在当年耕种过的圪梁梁”

　　著名作家 高建群

记录知青的书出版了，厚厚的两大本，谨献上我的祝贺。我常说，北京知青来延安插队这件事，是一件大事，应当有碑子把这近三万名知青的名字刻下来，立在延安的一个地方。我还说，应当有厚厚的一套丛书，记录下他们的故事，收集一些老照片，立此存照。

我还说，这个记录务必做到公平，不仅要将有名有姓的人记录下来，更要将那些默默无名的人记录下来。这是对历史的尊重。

这批北京知青的到来，最大的受益者是延安人，他们改变了延安人的观念，改变了延安人的服饰、饮食习惯和生产生活方式，它让延安和首都北京的距离，贴得更近了。第二大受益者则是这些知青，插队生活让他们进入民间，像一个真正的农民那样生活和思考，那样从社会最基层来看中国，来了解中国。

我小这一茬知青一两岁。我有许多的北京知青朋友。如果将他们一一写出，会是一篇大文章。诗人高红十是我的朋友，我们将近四十年前在延安市办的创作学习班认识。那时红十已经和她的北京大学同学，写出那首著名的《理想之歌》，《人民日报》发了一整版，成为知青运动的宣言书，而红十本人也成为知青运动的风云人物之一。

1994年秋天在北京，红十请我吃饭。那是一个黄叶翻飞的日子。我们去的地方是张自忠路口的老三届餐厅。类似这样以知青命名的餐厅，北京还有两个：老插餐厅和黑土地餐厅。席间，从第一批知青薛喜梅、邢燕子、侯隽，一直谈到了后来的许多知青，谈到这一代人后来的命运，感慨颇多。而窗外翻飞的黄叶，此刻令人想起俄罗斯天才诗人叶赛宁的两句话：“金黄的落叶堆满我心间，我已经不再是青春少年！”

写出《我的心儿在高原》的诗人梅绍静是我的朋友。她现在还好吗？这位命运多舛的才女、艺术的殉道者。写出《干妈》的诗人叶延滨是我的朋友。还有作家陶正。1982年秋，为纪念陶正他们办的那个小报多少周年，陶正回到他插队的那个村子。他上了坡坎，突然，老乡放了一条狗来咬他，他吓坏了，连滚带爬跑下坡来。站在坡底，他又喊。他说老乡明明看见他了，就是躲在门后面不出来，这使他很纳闷。后来，见他不走，终于有一个婆姨走出门来，站在窑畔上喊：“喂，北京娃，你是不是来要你的知青窑来了？”原来，北京市政府当年给每个知青点上都建有知青窑，陶正走后，这孔窑让这家老乡住了，老乡是担心他来收窑。陶正听了，哭笑不得。

这当然是个别情况。我陪过许多拨北京知青回队，他们对老乡的感情，老乡对他们的感情，双方抱在一起大声痛哭的情景，连在一旁的我都落了泪。有个女知青叫郭林，当年修延安至延长的公路时，她拉的架子车翻了，砸断了两条腿，又到广州重接了一次。我陪她回过队，她一进黑家堡村子就放声大哭，半天的时间，她把每户人家都走了一遍，给每家都放上二百块钱。她搂着房东大娘哭得死去活来，一边哭一边说：“大娘呀，我以为我再见不上你了！”至今我写这短文时，我的眼睛也潮湿起来。

读了《苦乐年华》和《黄土蕴情》，我条件反射似的想起了这些人和事。在插队岁月成为历史之后，延安为知青修史，算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这两本书，还原了历史的现场，记录了插队生活的真实场景，追忆了知青们在黄土地上度过的苦乐年华。尤其是以深情忆往感怀多的朴实笔法，将插队生活中的那些真实细节从记忆中挖掘出来。这些原生态的生活细节所散发出的人生百味，让人百般咀嚼，回味无穷。而《黄土蕴情》里所散发出的人间真情，正是知青与延安父老的一种衷肠互诉。这份情、这份意，将会在岁月的流逝中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当年赴陕北插队的近3万北京知青，而今留在陕北的，只剩下300多人了。哦，300壮士，高原的最后守望者，我想我的笔更有理由向你们致敬。

延安人编撰了这套丛书，我希望这只是一个开头，后边还应当再做许多的事情。把这块高原这一段弥可珍贵的历史记忆，记录下来，告诉世界，告诉我们的后代。这既是我们的一片心意，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 中央编译出版社

厚重的黄土 厚道的人

“千尺厚的黄土百丈高的山，经不住吆牛人的一声喊”

　　高级编辑 高红十

【一】 45年前冰天雪地的一月，28000多名年轻人从北京启程，乘火车、汽车、毛驴车加上步走……来到延安。厚重的黄土地，厚道的陕北乡亲接纳了他们。谁都想不到，“知识青年”的名号会冠其一生。

我是其中一分子。1969年1月插队的村子叫延长县黑家堡公社李家湾大队李家湾生产队，1975年大学毕业重返延安插队的村子叫延安市南泥湾公社三台庄大队。

【二】 比起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甚至同倚黄河同枕黄土同样苦焦贫寒的山西，延安接收的北京知青其实不算多。

人不多，动静大且不绝如缕。四十几年过去，知青对于黄土高原的生活，如诉如泣至今，深思反省至今，与延安人密切互动至今：种树，改水，修学校，盖房子，推广特色农产品……为何会如此？

答案众多又或许不同。除了当年有1200名北京干部来这里管理知青，再就是陕北乡亲的厚道，出于本真人性给予知青的安抚与帮扶——不是“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那么简单。于是才有了滴水对涌泉的回报，花草对阳光的回报，糜谷穗穗对泥土的回报。

记得一年清明，那天轮到我做饭，我正在灶火边烧火，三台庄村一个猴（陕北方言意指小）女子在我身边扭着哼着，细听，四五岁猴女子说要“布袋袋”。我四下看看，没见什么布袋袋。

甚？要甚？我用陕北方言问她。

人家要布袋袋。猴女子指指灶火边待烧的信封。知青总有信件来往，看完不留引了火。在她眼里，印着大好河山、火车飞机、李铁梅阿庆嫂的信封看上去很美，她管那叫布袋袋，心向往之。

我把没烧的信封递给她。猴女子高兴太太——又一陕北方言，不是一个叫高兴的人的老婆妻子，而是非常、特别、相当高兴的意思。满腔感激无以言表，她居然摆了一个离经叛道的pose，向我撅起她的小屁股。

看，猴女子说，看人家穿不露屁裆裤了！我当时一定震撼太太，否则不会将这一场景牢记至今。

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酒盅盅量米我不嫌你穷。多好听的信天游。何况延安如今富了，不穷。

【三】 延安市政府至今保留“知青处”编制，全国唯一。知青处的服务对象是留在延安没有离开的几百位知青，其实很多工作已转移到知青子女身上，上学、就业，看病异地报销等。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知青组一位记者惊讶于此，问为什么？厚道。我说，延安人厚道。

【四】 黄土高原的厚道不自今日起。如果你能跟着时圆时缺的月光在这片土地上逡巡，不见故人在，唯闻故人名。在贫瘠苦焦的年代，在干柴烈火闹红的年代，在红军长征未抵延安的年代，黄土地有自己的英雄。谢子长牺牲一月后，他的家乡安定改名子长。

子洲、子长、志丹，方圆不算广阔的黄土地有三位先烈名字命名的县份，表达陕北人民对为百姓过好日子牺牲性命的先辈的敬重与惜别。

【五】 厚道也不会自今日停。

这不，近两年延安市委编撰了《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该丛书至今出版两卷《苦乐年华》《黄土蕴情》。第一卷以知青回忆当年插队生活为主，第二卷记录知青回城后，对延安经济发展给予的关注与付出。之后，还有多卷的编撰计划。留住的记忆将发挥资政、存史和育人的作用。

感谢延安。

这段记忆不只属于一代人

知青文学在中国热了三十年，几乎与改革同程。每每在人们觉得这个题材已经穷尽各种言说可能的时候，就会有新的作品集中出现，并提供更新或更深的观察面向，由延安市委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就是这样的新作品。这或许是一个提醒：“知青”不仅仅是一代人的记忆、一个年代的符号，其实也在动态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历史进程，而对它的解读与反思，也已经汩汩流入了我们的文化心理。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曾以知青小说蜚声海内的作家梁晓声、肖复兴，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要与知青文学“告别”的意思，但也同时承认，知青文学现在又有了升温的趋势。与其说这种“告别”与“升温”源自作家的选择或出版人的策划，还不如说源自我们这个社会对知青历史的节律性反刍。

对有阅历的中国人而言，“知青”二字带着复杂的意向。这里面有青春也有苦难，有家国情怀也有乡土眷恋，有理想主义也有群体无意识，有在政治运动中张弛的个体命运，也有个体生活必须背负的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这段短短的历史，对制度、文化、国民性与复杂中国的展示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深度，已经成为了之后几十年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的重要资源和参照。无怪乎在每个社会转型的节点上，我们都会不由自主地回头望向那里。

还有另一个原因。今天，那1700万先经历了上山下乡磨炼、后经历了改革开放洗礼的知识青年们，早已进入了中年阶段，从年龄层上讲，已经是社会的中坚。他们的阅历已经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历史，他们的观念与视野也在深度地雕刻着当代社会文化，观察与梳理这一代人的心灵史，其实也是追溯社会发展的来路，寻找社会未来的走向。别忘了那个富有象征意义的事情：正是四十年前那位在延安梁家河下乡、并担任大队支书的青年，今天在领导着21世纪的中国。

红色延安曾接纳了28000名北京知识青年，《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承载了他们中很多人的故事、回忆与心路历程。如果说知识青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那么北京赴延安的知青群体又尤为特别。从北京赴延安，是下乡，也是回到红色中国的精神家园；从延安回北京，则是重新走了一遍中国革命和解放的历程。在这当中，延安被赋予了“广阔天地”和“精神家园”的双重意向，与之相应，两万八千名北京青年则同时经历了“下乡”与“寻根”的旅程。与同类作品相比，将北京知青的延安岁月记录下来，也许有着更丰富的滋味。

可以预见，这套丛书肯定会引起有知青经历的人们的共鸣，同样值得人文领域的研究者们解读。但我想，也应该有更多的年轻读者读一读它，关注一下这群四十年前的同龄人。毕竟，这段记忆不只属于一代人，它为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文化背景、时间维度，也展现了一种在荒原上开山拓路、寻找自我的青春。而后者，正是高考恢复、教育正规化后的几代人所陌生的成长方式。

更何况，代际理解从来都是社会共识的重要组成。几代人的情感能流动起来，才有绵延不断的文化史。

编辑: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