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家庭运动之三：家庭养老最难

中国“养儿防老”的传统，使得赡养父母成为子女的肩头重任。“4-2-1”家庭时代的来临，使第一批独生子女的养老扶幼压力空前巨大，他们中的大多数挣着为数不多的月薪，却要支付大量的房贷、车贷，甚至很多还依靠着父母的支援。面对“上有老，下有小”捉襟见肘的困境，加之社会老龄化的加速形成，未来的中国，谁来赡养老人？

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独生子女成为城市家庭的一个基本家庭模式，农村地区大多是1.5—2孩政策，但相比较过去，少子女化是过去三十年中国家庭结构变化的一个主导性趋势。这个变化的积极后果是迅速降低我国的人口压力，但负面后果日渐凸显出来，其中之一便是家庭的养老问题。

“过去四个子女养两个老人，以后两个子女养四个老人”，这句几十年前的戏说如今已经渐渐变为不争的现实。中国家庭，正向着微型化、少子化和多长辈化演变，“4-2-1”家庭模式的形成加之丁克、不婚等等人群的冲击、社会生存竞争的日趋剧烈，中国社会年轻一辈的养老能力不断弱化，50后作为中国最庞大的一个人群，他们的养老能靠住自己唯一的独生子女吗？

家庭养老能力被削弱

“我真没想到‘养老’这个词会这么早地来到我的生活中。”27岁的何芷媛正在中心医院的病房陪护母亲。两天前，何芷媛的妈妈被检验出直肠癌，这个消息一下子击倒了一家人。“说实话我没想过这一切会发生在我身上，毕竟我妈妈还不老才52岁，而我还这么年轻，没有结婚，没有一点照顾老人的经验……”

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让何芷媛迅速快进到养老模式，她不愿爸爸拿出家里的积蓄，将自己工作4年的积蓄5万元钱交到爸爸手上。如果真如医院所说，只要动一场手术截掉癌变的直肠就可以回到过去当然最好；但如果发生转移或是手术失败，接下来一次接一次的化疗和手术花费将不可估计。

何芷媛28岁的男朋友一直陪在身边，“我很感谢他能一直陪着我，在医院跑前跑后，但是我仍然觉得心里很空，没着落，毕竟我们还没结婚，我妈妈的病压力还在我身上，有重要的决策我也只会跟我爸爸商量。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要是有个亲姊妹该有多好，我们一起着急，一起分担，压力肯定能少点。”

与何芷媛的遭遇不同，大多数80后、90后还在自己窘迫、力不从心的生活中挣扎而对“养老”这个词浑然不觉，似乎那只是遥不可及的未来。

在事业单位工作了6年的吴强今年准备结婚，“虽然工作有6年了，但是平时生活交朋友谈恋爱消费支出很大，基本存不了什么钱，现在结婚还是父母掏腰包，现在还没有能力养父母，先把自己的小家过好吧。”

小龙四年前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现在就职于西安一间投资公司，月入过万，女朋友小云每月工资也有四千元，两个人加起来收入也不算低，然而他们的日子过得并不潇洒。白手起家的他们凭这几年的储蓄，终于在今年具备做房奴的“资格”，每个月要负担4500元的房贷，加之工作地点离家远且搭车不方便，他们今年又贷款买了一部车，一年内还清，每个月要还5000多元。为了以后工作，他们准备接下来报读MBA，两年下来至少得准备十万……更重要的是，双方的父母都来自偏远的小县城，如今有的留在家里，有的还辛辛苦苦在外打工，都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医疗保险，养父母的压力自然落在他们身上。

今年为人父母的刘小青说：“我现在自己当了妈妈，懂得了父母的不容易，很想孝敬他们。可是现在有了孩子花销变大，不仅没能力给父母买东西，父母还反过来给我们和孩子买很多生活用品，说来真是惭愧。”

杨文涛和妻子徐慧都是1980年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杨文涛说，“如果工资能跟着物价涨的话以后应该够我俩还贷和吃饭的，但是父母一定不能生病，生病就完了，资金链肯定断了。”

记者采访的多个80后均表示自己现在还没有能力赡养父母，甚至有一半还需要父母的资助，而90后更是99%靠着父母的接济生活，自己赚的钱连自己的零花都不够。

一位50后对记者说，他们对于80后没有能力赡养老人表示非常理解。“现在社会生存压力这么大，孩子们都不容易，只要他们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些，我们养老不指望他们。”

眼看着80后的父母已将进入老年，可是显然80后不仅还没有做好养老的准备，甚至连自己的生活都没有安置好，到底今天的中国儿女在面临怎样的养老困境？这种困境是怎样形成的？这种压力又将给他们带来什么后果？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咨询了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的杨江华博士，杨江华表示，过去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家庭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最为稳固的一个社会制度，养老问题自然也是家庭的一个主要功能之一。但在独生子女政策下，当子女进入工作婚嫁年龄后，直接面临的就是上面四个老人，下面一个孩子的“4-2-1”结构。这个家庭结构极为脆弱，因为家庭风险的主体将落到一对夫妇双肩上，所以很多独生子女成家立业后，工作稳定、住房空间、孩子健康等问题就成为他们最关注的话题。

尽管“4-2-1"”的家庭结构对下一代意味着较好的经济生活保障，但与此同时对于夫妻双方而言则面临巨大的养老困境，这里的“难”有两个层面：一是父母健康但经济上需要帮助，儿女正值工作事业的奋斗期，爱莫能助，传统所谓的养儿防老越来越难；二是当父母身体罹患大病时，不仅医疗费是个压力，更重要的是照料问题难以有效解决。尽管通过家政服务可以解决生活问题，但年老时父母最需要的恰恰是来自子女的情感支持，而这并不是家政服务所能解决的。

独居老人家庭养老更难

不言而喻，失独、丧偶、子女在外等等，这些独居者一旦进入老年，生活必然是艰辛而孤独的。

在政府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老万一辈子没有孩子，年轻时因丧失生育能力没有孩子，于是一心扑在事业上，三十多年工作生涯倒也充实满足，可自从去年退了休，也许是因为大家所说的退休失落综合征，也许是因为年初的一场病，使得老万再也没有了工作时的精气神。说到底，只有老万心中明白，这是一辈子三十多年没有孩子带来的心中怨气的“集体爆发”。

看着别人在这个年纪儿孙满堂，家里人气越来越旺，自己的家却是越来越冷清，越来越枯朽，“每次在家属院碰到些我的老同事抱着孙子，全家出游，看着人家红光满面，我自己灰头土脸，跟人家也没什么共同语言，我真的觉得活得没意思，活着也没有希望，还不如死了算了。”

57岁的温女士是一位失独妈妈，5年来过着独来独往的生活。虽然所住的社区总有热心的人员时不时来送温暖和问询服务，但是总是被她拒绝。“我心里总是再也容纳不下别人，别人越对我好，我越害怕。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生病，平时还可以装作没事一样的过，可是现在身体越来越不好，每次生病，只有自己一个人，我害怕去医院，如果打吊针连厕所也没法上，我真不敢想我到老的那一天怎么办，谁来给我养老？”

大量的失独老人和空巢老人在我们的城市蜗居、隐匿、形影相吊，据统计中国大约三分之一左右的家庭已经是空巢老人家庭。这部分群体是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问题最突出也是最需要给予关注的群体。杨江华提出，空巢老人儿女大都不在身边，遇到意外或生病时，常常不能得到及时救助，不少老年人因此不幸离世。即便是身体健康，但长期的情感支持缺乏，也是很多空巢老人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不高的一个主要原因。

杨江华强调，解决独居空巢老人问题，必须成为政府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一个工作重点。从实践层面看，不少城市通过加强社区建设和民生服务工程，来关心解决空巢老人问题，但背后需要足够的财政投入，大量在农村的空巢老人问题依然在持续加剧，无法有效缓解。

社会呼吁建立长期的家庭政策

目前，我国仍然处于家庭的自我保障阶段，家庭是满足社会成员保障和发展需要的核心系统。但是，在社会转型和家庭构成转变的过程中，家庭越来越难以独立应对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也越来越需要相关家庭政策的支持，需要尽快建立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长期家庭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在制定发展政策过程中对家庭变迁作出回应。

以“家庭视角”考虑制定公共政策，就是要促进每个家庭成员身心健康和自我发展，从而对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的长期均衡可持续发展起到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在老龄化进程中加强对独居老人的支持，对社区养老和养老机构的发展给予政策支持等。

现阶段改变中国家庭微型化、少子化最快速有效的方法就是立即放开二孩政策。杨江华提到，很多人口学家很早就支持将独生子女1孩政策改为2孩政策，即将4-2-1的家庭结构变为4-2-2的结构。通过人口比例微调，提高家庭应对养老风险和子女成长风险能力。

“我个人对此深表赞同。”杨江华说，“从世界各国范围来看，特别是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地区，出生率已经非常之低，有的甚至负增长，以至于这些国家地区建立了很多鼓励支持生育的政策，中国早该如此。”

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压力重，一下子放弃计划生育政策恐怕不行，但可以微调计生政策，由目前的“单独二孩”政策过渡到“普遍二孩”政策。杨江华还说道：“其实现在计生政策主要对单位体制内的人员有约束力，越来越多在体制外工作的新富阶层或中产阶层，不论是否是独生子女，都陆续接受了生育两个孩子的观念，至少我身边已经有很多做生意的朋友，普遍都是两个孩子。从孩子个体成长来看，有兄弟姐妹的陪伴成长，才能更加健康，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劳动力市场活力来看，这也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