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历史需要忠实的记录者

郁达夫如何被害？越王勾践献给吴王的女人是西施吗？这些历史谜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何辨别历史的真伪？10月27日，应福建教育出版社之邀，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副会长、著名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来到福州大梦山畔的大梦书屋，给读者讲述扑朔迷离的历史，其间，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历史研究要存真求实

“我们在中小学时都学过历史，自以为了解。事实上，不少人往往是一知半解，还处于扑朔迷离的阶段。”陈漱渝说。

何为历史？在陈漱渝看来，历史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呈现三种形态，一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二是史料中记载的历史，三是历史学家用文字重新复活的历史。

陈漱渝提出，尽管历史扑朔迷离，我们仍应认真学习和研究，尽量捕捉历史的真相，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尤其是对历史研究者来说，必须兼具准确把握史实和正确阐释史料的本领。

在多元并存的时代，对很多问题的看法难以取得共识，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历史，让史实说话，充分发挥史料的力量，就成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陈漱渝运用钓鱼岛问题来说明，明朝册封史陈侃写了一部《使琉球录》，证明当时中日边界是古米山，钓鱼岛在中国领海之内。明朝东南沿海驻防将领胡宗宪和地理学家郑若曾合编了一部《筹海图编》，该书证明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明朝已纳入福建海域的海防范围。另外，日本政府1885年9月、11月和1894年还有一批官方文件，承认钓鱼岛属于中国。2013年6月3日，国家图书馆在北京举办了《文献为证——钓鱼岛文献图籍录》，收录文献约120种，260幅图。这些史料，有力地证明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支撑历史大厦的支柱是史料。那么，什么是史料？陈漱渝解释说，史料是一种历史遗留物，提供了往昔人类思想行为的信息。它可以建构历史，也可以改变历史叙述。“中国古代文史不分，直至晋代荀勖撰写的《中经新簿》一书才将文献划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其中‘史’为丙部，使其具有相对独立性。”

◆真实可能被掩盖，也可能令人扫兴

作为史料，它的生命力和力量都源于真实性。五代梁朝刘勰著《文心雕龙·史传第十六》就已信史为贵，提倡“按实而书”“文疑则阙”的写作态度。

“伪造的资料可以成为一种哗众取宠的东西，而真实的资料则可能成为一种令某一部分人扫兴的东西。”陈漱渝说，历史的真实没有想象中的神圣、壮观，可能被掩盖，也可能令人扫兴，要敢于拨开云雾，看到历史真相。

1917年1月17日，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这篇讲词中提到一段历史掌故：“有一回，拿破仑过阿尔卑斯山时说，‘我比阿尔卑斯山还要高’。”鲁迅说，这是因为拿破仑身后跟着许多兵，否则“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抓住或者赶回”。这里讲的是拿破仑在1800年跟奥地利作战，翻越阿尔卑斯山，向意大利进军这段历史。有一幅名画，也是取自同一题材，画名就叫《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画面上的拿破仑骑着一匹矫健的大白马，右手高指天空，身披的红色斗篷迎风后飘，威风凛凛。但历史学家的叙述却难免令人扫兴。他们说，当时拿破仑没有骑马，骑的是一匹骡子，身上也没有披斗篷，穿的是一件普通的军大衣。他当时也不像画家画得那样八面威风。据推断，面对皑皑白雪，他在骡背上会双眉紧锁，佝偻成一团。“然而，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即使令人扫兴，但仍然是历史。”陈漱渝说。

◆历史被戏说，史料需鉴别

史料的威力很大，研究历史离不开它。根据流传途径不同，有人将史料分为“文字记载”“实物遗存”“口耳相传”三类。

过去，老百姓多不识字，他们的历史知识大多来源于戏曲小说。而戏曲小说是文艺创作，有的有一点历史因由，而后铺排渲染。有的则是以讹传讹，但因代代相传，也就以假乱真，让人们深信不疑了。

陈漱渝举例说，“西施灭吴”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但西施只是当时美女的一个统称，就如同今天说靓女、美眉一样。其实，越王勾践献给夫差的并不是西施，而是自己的女儿。这在《国语》一书中有明确记载。

“口述史料可以弥补文字记载的不足，但有误、伪、隐三个毛病。误，即人的记忆是有限的，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变得模糊，记忆是个筛子，可能会筛好筛坏；伪，即有人利用回忆录作假，有欺骗性；隐，即有些事不想说、不愿说、不能说。”陈漱渝说。

文字史料和口述史料都不一定准确，对实物史料的鉴定往往又见仁见智，所以研究历史必须具备考证的功力。传统的考证学基本上局限于文献典籍范围。上世纪以来，随着甲骨文、汉晋木简、敦煌文书和明清档案这四大史料的发现，史料范围逐步扩大，考证方法日渐多样。现在，考证学的内容更加丰富，辨别历史真伪的手段更为多样，形成了一种多重证据法。

重视考证，但不能烦琐考证。陈漱渝说，有人考证孙悟空的老家花果山究竟在哪一省？《红楼梦》中大观园究竟在北京还是南京？杜甫是吃黄牛肉撑死的还是吃水牛肉撑死的？“这类研究无助于揭示科学规律和历史规律，只能将作者的精力和读者的视线引向那些不应该关注的地方，如果作为一种研究方向，就会给读者以误导。”

◆阐释史料的史识和秉笔直书的史德

研究历史不仅应该掌握真实而丰富的史料，而且必须有阐释史料的史识和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德。

胡适1921年8月13日的日记中有一个观点：“整理史料固然重要，解释史料也极重要。中国只有史料——无数史料，而无历史，正因为史家缺乏解释的能力。”“这种看法完全正确，虽然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要以史实为据，但仅凭史实并不能评价历史，并不能总结历史的客观。所以，收集史料要求全，考据史料要求真，理解史料要求深。”陈漱渝说。

“研究历史，的确有一个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问题，也就是史识问题。因此，要从事实的总和以及联系中掌握事实。”陈漱渝说，历史研究作为一门探究事实真相的学问，需要研究者具有一种宝贵的人格气质，也能在研究过程中造就一种宝贵的人格气质，这就是锲而不舍、不断探索的精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敢讲真话、不计利害的精神。

陈漱渝举例道，日本学者铃木正夫为了澄清郁达夫殉难真相，耗时20多年，多次实地考察，寻访了100多位当事人和知情者，翻阅了大量历史档案，终于查清郁达夫于1945年8月19日被日本宪兵绑架，当晚或次日凌晨被害；清代学者吴卓信卖掉家产做学问，完成了《三国志补志》等著作；学者朱彝尊为做学问丢官无悔，他说“夺侬七品官，写我万卷书”，终于完成《经义考》《明诗综》等巨著。

“搞史料研究的人必须有这种精神，因为时代需要忠实的代言人，历史需要忠实的记录者。”陈漱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