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的现代化生存困境

新野猴艺，作为乡土艺人讨生活的方式，历经数十年演绎后，被赋予了文化传承的标签。然而，今年7月，6名新野耍猴人在牡丹江市街头表演时，因没有“野生动物运输证”，被牡丹江森林公安刑拘。

经过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等一系列追诉程序后。9月23日，黑龙江省东京城林区基层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4人犯非法运输珍贵野生动物罪，但均免于刑罚。

有驯养繁殖许可证，没办运输证，带着猴子去外地表演就是犯罪——“非法运输珍贵野生动物罪”?该事件引起巨大争议，一边是弱势的耍猴艺人，另一边是追究刑事责任的强势国家权力机关;同时，又有媒体称此案关系到“新野猴戏”这一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处境。公众心中的天平自然要向“耍猴艺人”这边倾斜，这也使得坊间普遍质疑有罪判决的正义性。

“报复性执法”也罢，执法并无不当也罢，争议的背后，则是一些“非遗”项目在城市管理模式与现代文明的撞击中，逐渐被边缘化的现实。

就拿新野猴戏而言，首先面临的就是人们日益加强的动物保护观念，其次就是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包括既要有驯养繁殖许可证也要有运输证等证件。耍猴艺人被牡丹江森林公安刑拘之前，当事艺人在外出耍猴的三十多年间，都曾遭遇过被打骂、被驱离、被罚款甚至猴子被没收的命运。

不只新野猴戏，就连濮阳梅庄马戏，也是如此。他们虽然按照国家规定办理了野生动物驯养证、工商营业执照、文化演出许可证和省级林业部门发放的野生动物运输许可证，但野生动物运输许可证只能精确到省份，无法随表演所到县市而变化，落地表演时照样遭到3万元的一次性罚款。

这是河南仅有的两个涉及动物的“非遗”项目，在现代化生存中所遭遇到的尴尬。而诸多没有涉及动物的各类“非遗”项目，其实也都面临着现代化的生存尴尬。

四年前，记者曾前往项城采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官会响锣时，就曾遇到传承人遭遇法律尴尬的事件：在当地，响锣与三眼枪结合在一起用于红白喜事表演中，三眼枪所用的枪药是用柳树烧成的木炭及硫黄、硝等配置而成的，不同于银粉等配置的炸药。这种枪药只有冲劲儿没有炸劲儿，只有放在三眼枪里压实之后才会发出沉闷的枪响。响锣艺人张小罗经常自制这种枪药用于表演。有一次，他将此种枪药卖给一个熟悉的同行后，枪药发生了爆炸事故，他因此被拘留入狱。他的入狱也使三眼枪陷入现代化生存困境：不自制枪药无法表演，但制造枪药又是违法行为。很多艺人因此放弃了此项表演。

现代法律与文化传承之间如何取舍与生存，是自行消亡还是自我阉割，的确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不独如此，在记者采访的诸多“非遗”项目中，它们面临的困境还有很多。首先，面临传承断层问题。不少项目传承人都是六七十岁老人，年富力强者不多，且生活比较困难的不少，项目面临“人死艺亡”的困境。其次，“非遗”等古老文化遭遇“现代化陷阱”，受市场经济冲击，不少地方政府和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态度由“保护”转向了“开发”，“非遗”的“原生态性”正在受到破坏。

再次，值得重视的是，在“非遗”保护中，重申报、轻保护是普遍的现象。很多地方在申报时都非常积极认真，但保护的时候都比较敷衍;宣传的时候轰轰烈烈，但落实到保护上时悄无声息。很多项目只有名字，而无传承之实。比如，上蔡杠天神、柘城大仵民间舞蹈、睢县麒麟舞等，只有传人，而很难再组织具体的表演了。

“非遗”保护是一个全面的涉及多领域的工作，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条件(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发生改变以后已经退出或将要退出舞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无论其能不能生存下去，我们都应该首先看到其历史价值、人文价值和艺术价值，要尽可能地用现代的手段和方式将其保存下来，给后人留下一些值得珍存的民族记忆。

这需要我们更多地关注它们的困境，关注它们的生存。我们要尽快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投入与监管机制，制定有关社会捐赠和赞助的政策措施;要增加经费投入，加大对各级传承人的经费补助力度，解决其在生活上的后顾之忧;更要在他们遭遇到现代化诸多困境时，想出一条化解之道。

东方今报首席评论员 李长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