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荔有个高明坡 上面秀才比驴多（1）

    大荔县域内，多少年来广泛地流传这样一句俚语：“上了高明坡,秀才比驴多”。那么，高明在什么地方呢？高明在该县北部有一条像弯镰一样的、横贯东西的黄土塬上。这个塬名叫铁镰山。铁镰山的东段有一个辖22个行政村的高明镇，俗称———高明。 
    高明镇距大荔县城40公里以外的东北一隅，东西长15公里，南北宽4公里，最高海拔530米，是鸡叫听三县(澄城、合阳、大荔)的穷乡僻壤。要到这儿来，无论从哪个方向，都得上一个大坡。　　
　　靠天吃饭 耕读传家
　　高明镇因驻地西高明村而得名。《大荔县地名志》载：“唐乾元年间(公元758年)，山西居民迁此建村，因地处铁镰山东段之巅，视野开阔明朗，故曰高明。”《高明乡志》载：“其村(西高明村)名由，因位于镰山之巅，南踞峻岭，有建瓴之形；北面低洼，有居高临下之势，东望平畴千里，旭日东升，故名高明。”在这历史的皱褶中，笔者读出了高明的昔日：“之巅”也，就是最高的地方。最高的地方，常常是缺水的地方。地下水位最深处达120多米，最浅处也在40到50米左右。没水的地方，庄稼人就得靠天吃饭。靠天吃饭的生存系数就大大降低。所以，自古以来，高明人精耕细作，惜水如金，而且广谋生存之道。读书改变命运就成为首选，因而素有耕读传家的习俗。“学而优则仕”，于是就成为庄稼人教养子女的精神信条。笔者走访过本县一位学者王培堂先生，他出示了珍藏的《东高城王氏家谱》。在十四世廪生王文鸿撰写的《四修王氏家谱序》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其前此虽不乏黉(hóng)序继美，要不甚显烁，惟自乾隆五十四年修缮后，不惟贡监森列，泮宫兢游，并且增廪双齐名，科甲巍巍荣登，簪缨济济，在朝板中几推为文物之区，衣冠之乡。”“文物”一词《辞源》注有“礼乐典章制度”；“衣冠”《辞源》注“犹言文明礼教、斯文。”管中窥豹，不难看出高明乃是一个“耕读传家”的文化之乡。　　
　　班门弄斧 下坡磕头
　　高明是文化之乡，所以多有文人墨客。24个村中，村村都有秀才、举人若干。有的是弟兄，有的是父子，同门之中，有二三人的也不乏其例。受手头资料所限，仅以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以后部分村子为例，东白池村有拔贡郭怀亭、生员任明初、廪生雷铭丹；东高城村有廪生王少卿、王文鸿、王耿光、王子诚；西高明村有举人张雄飞、张星瑞；南刘村有举人刘映黎；王彦王村有举人王会昌、生员王思洵、王允德；平罗党村有生员党品三、黄埔军校七期学生党克俭；平罗雷村有生员雷仲山；北白池村有拔贡张子甲、张星斋等……
　　俚语中所谓的“秀才”，唐宋时为一般知识分子的通称，而明清时代对于通过府、州、县考试的生员才称秀才。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废除科举，随着时代的变迁，“秀才”内涵延伸至只要是“读书人”都可称为“秀才”，抑或是优秀的人才也称为“秀才”。他们因生活从军、从政、从商、从教、从医等等，当地群众称他们是在“外边干事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较多，党委和政府派出的工作组大多不愿到高明去。因为难免在开会时，他们读文件常读错字，写标语、出黑板报时，错别字也时常被那些扛锄头、戴草帽、其貌不扬的庄稼汉当场指出，弄得他们异常尴尬。其中有工作组某君，一日在农家吃派饭，正值学生放学回家，见到身穿“四个兜兜，九个钮钮”制服的工作干部，说：“叔叔，这个字我不认识，你给我教一下。”这位工作干部回过头来，不屑一顾地看了一下娃指着书上的“倩”字说：“青字么！”刚从地里回来的娃他父亲，一看就明白是咋回事，笑着说：“青字左旁立个人，念qian，不读青字音。”此工作干部听后羞愧不已。
　　还有一个真实故事，那是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人人“语录不离口，本本不离手”的岁月。有位县上某部门的负责人在一个村里当工作组长，平日好吃懒做，专横跋扈，群众敢怒不敢言。一日他带领干部、社员学《毛选》，为了显示他的学问大，学习前背了一首毛泽东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把“浣”（huan）读“完”，把“翩跹”(pian xian) 读“扁千”,把“有于阗”的“阗”(tian)读成“真”。过后,村上有人把他读毛主席著作念错字，认半个字的事反映给县上的领导，说他对毛主席不忠。后来，县上给了他处分，撤了工作组长的职。他骑着自行车，后边衣架上捎着铺盖卷下了高明坡，将车子往旁边撑好，对着高明坡跪下，叩了三个响头，连连说道：“再不来了，再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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