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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在当天会上就发言表示拥护，说：“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他赞成清算四中全会以后到遵义会议以前的错误，赞成反对主观主义。他诚恳地表示：“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
这次会后，张闻天专心致志地研究了党的历史文件和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从党史上认识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对毛泽东更加心悦诚服了，对土地革命后期的错误认识也更为系统和深刻。在9月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再一次诚心诚意地检讨并承担责任。
1942年1月26日晨，张闻天率领“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到晋西北进行调查研究。正在绥德调查时，张闻天接到中央电报通知，即于1943年3月初赶回延安。
张闻天坦然退出中共最高领导层
张闻天回延安以后，曾去看过一次正在养病的王明。王明对张闻天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尤其是你。1940年3月周恩来同志从莫斯科治伤后返回延安，传达曼努伊尔斯基的话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毛泽东听了这句话大发脾气说，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所以特别反对你。”王明还说自己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么话都随便说，所以遭了毛泽东的忌，毛泽东此人实在太厉害，真是睚眦必报。王明妻子孟庆树也在一旁帮腔。张没有附和，但说：我们过去确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
3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规定：政治局推选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在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张闻天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
张闻天正式离开书记处。对这次职务变动，他思想上早有准备。
实际上在六中全会之前，宣传工作与干部教育工作主要是张闻天过问的。当然，六中全会以后，宣传和干部教育就成了张闻天的主要工作了。从1939年2月起，他又兼任了干部教育部部长（1940年初宣传部与干部教育部合并为宣传教育部，部长仍为张闻天）；1941年3月中央决定调整刊物，《解放》、《共产党人》两个刊物扩大编委，都由张闻天“负总责”。六中全会后于1939年初成立的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主持陕甘宁边区以外的西北陕、甘、宁、青、新、蒙各省地下党的工作，尤其是少数民族工作），虽由张闻天兼任书记，但日常工作都交给罗迈和贾拓夫负责。所以，从六中全会以后到延安整风之前这3年间，张闻天的主要工作在党的理论建设、干部教育、宣传文化工作等方面，成绩卓著，建树良多。
纵观张闻天、毛泽东之间最高职务交替的全过程，不难看出，是十分顺利的。究其原因，除了毛泽东自身卓越的领导才能而深得全党信赖这一根本原因外，还由于张闻天的高尚品质。张闻天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尊重毛泽东、维护毛泽东，与毛泽东等同舟共济，度过了遵义会议后的极端困难时期。因此，在最高职务的交替过程中，张闻天始终是毛泽东的有力支持者，为逐步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最高领袖地位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毛泽东曾同王震谈道：“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张闻天说：“这是对我最好评价。”张闻天全心全意为党工作，的确没有个人野心和权欲。王明于1937年11月底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张闻天主持了12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扩大中央书记处，由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5人组成。张闻天还因有一篇访问记称他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特别郑重其事地在1938年4月12日武汉《新华日报》上刊登了《张闻天（洛甫）启事》，声明：“中共中央设有由少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
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决定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从此，张闻天正式离开书记处。上一页 [1] [2] [3] [4]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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